史培军：保险业应更多去“找市场”

杜亮：保险业对于参与社会管理强调得过多，我觉得主要因为我国还是“大政府”的体系。你有没有框算过保险服务于经济建设和社会管理，在保险业总的风险保障、业务结构里的比例，多少合适？

史培军：7：3。就是将来保险业的保费收入，70%是保经济来的，30%是保社会来的。保险业一定要盯住自己的主业。把七成精力放到经济发展上，三成用到社会上。三七比例是风险保障的黄金比例。西方发达国家保险业保经济收的保费占60%—70%，但绝没有人说低于60%，这是不行的。我认为今天的中国的保险业，要拿出70%精力来稳定和发展中国经济。

杜亮：关于强制保险、法定保险这一块，保险界期望值也很高。这块也需要政府才能推动。

史培军：在国际上，法律上的强制保险，只有涉及到公众利益才搞强制。前段时间新环保法提出鼓励发展环境污染责任保险，保险业觉得力度弱，其实我也是赞成强制的，因为涉及公众利益了。对公众利益造成很大影响的风险领域，就应该强制，投保就是以防出现意外的公害事件。但地震想要强制保险很困难，土耳其是合作式强制，不是完全强制，日本也是，都是由政府介入投钱才强制。我们现在有时让不涉及公众利益的企业参加强制。逻辑不成立，也找不到法律依据。

还有一类需要强制保险的，就是企业运输高危险产品，火车上，汽车上的能源运输都应该强制。美国叫“高危品运输强制保险”，而我们几乎不保。

杜亮：关于保险业未来的发展，请你最后做个总结。

史培军：我经常说保险业最大的错误可能是不能离开政府独立地工作。我国的保险业从恢复发展那天起，一直有种意识，跟市场打交道不如跟政府打交道容易，这是保险业的路径依赖。当然这里有制度的原因，中国的金融业市场化程度太低了，政府担当的太多。

所以，保险业要好好推动中国实体经济投保，把中国保险深度的比例，真正提高起来。我觉得按中国的市场化程度，保险深度应该达到一半的水平。发达国家90%的市场化程度，才达到接近一半的投保水平；我们如果是70%的市场经济，保险深度应该是35%左右。现在连10%都不到,还有很大的空间。

我觉得应该通过普及保险知识、提高保险意识、政府推动，让我们的企业真正成为保险业保障的主体。想尽办法要让生产者知道生产与经营产品是有风险的。这个生产与经营产品过程的风险要通过保险来进行分担，这样对企业的发展，对全社会的发展都有好处。在这点上，保险业大有作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