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伟：监管者是“裁判员”不是“教练员”

杜亮：像新华人寿和中华联合这两个案例，保险保障基金是在什么样情况下介入的？

郑伟：这两个案例都有各自的特殊性。中华联合当时是偿付能力严重不足，离100%的偿付能力充足率相差甚远。那几年中华联合的管理是有着严重问题的，所以当时有很多好一些的企业，对此颇有微词。有些保险公司的董事长就说，“该死的不死，想活的也活不好！既然监管部门有规定偿付能力充足率要高于100%，但是它的偿付能力严重不足，为什么还不让它退出市场？这样的机构搞低价、恶性竞争，就形成经济学上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一些规范经营的机构就没有办法做下去”。所以我认为，保险保障基金介入中华联合，很重要的原因是它的偿付能力充足率严重不足。

新华人寿的案子，在我的印象中和当时该公司部分股东挪用资金和出资不实有关，比较特殊。

杜亮：有没有一个标准，例如说连续几年偿付能力充足率不到100%就去介入，还是大家反映强烈了，才去动它？监管规定偿付能力充足率分为不足、关注、正常三个层次的标准，这是不是可视为对机构风险处置的“触发条件”？

郑伟：偿付能力达到不同的标准，特别是低于100%的情况，确实是有些限制规定。例如，限制分红、限制商业广告、限制高管人员在职消费、限制薪酬等等。但这只是限制，并没有说在什么情况下，保险保障基金介入去做风险处置。这是两个不同视角的东西，偿付能力没有达到一定的条件，监管机构必须去监管。从保险保障基金的角度来说，既要做破产之后的善后处理，又要做之前的风险处置。善后处理没有争议，当仁不让，必须去做，但什么时候去做风险处置，就很难界定了。不像破产与否是两点的跳跃，风险是连续性的，风险大一点、小一点，到底在什么阶段介入，是一个很模糊的东西。所以在这方面应该有一个触发条件，有一套系统来判定。

杜亮：这两个案例处置的结果还算不错，两家企业都恢复了生机。处置过程中有什么经验可以总结？

郑伟：结果是相对不错。要说经验，其中之一就是监管机构高度重视，这和保险机构的背景有关系。例如中华联合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监管机构没少操心，包括协助安排引进战略投资者等。另外，中国的保险市场还处于上升阶段，投资者比较看好。例如，早期认为新华人寿的投资违规，但是结果不赔反赚，所以采取这样的风险处置，也与中国保险市场的阶段性因素有很大关系。但我觉得从制度设计来说，不能从一两个个案的特殊因素来说以后所有的都是case by case来做，还是要有一个长效机制。既然有这样一个基金、一个机构存在，可以做市场退出的事后救济。如果只是做事后救济也就罢了，但是如果做风险处置，那就要判断什么时候适合介入去做。

杜亮：从整个金融业来看，以前曾有过海南发展银行关闭的案例。以您来看，银行业和保险业在风险表现形式、应对处置方式上有何不同？

郑伟：首先我认为二者之间的共性是非常多的，都属于金融业，都是基于无形交易，都是凭借信用进行交易。这两个行业都有一个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问题。要说到不同，保险业经营的风险更加不确定，既包括银行需要面对的投资、利率方面的风险，还要面对具体承保的财产和人身风险。例如，今年有大灾发生，赔付率一下就会上升。在正常赔付率的情况下可能不会破产，但是一旦大灾发生，机构的风险分散又没有做好，小的保险公司就可能破产。所以说保险业受到外在风险的冲击要比银行更多一些。就保险业面临的风险来说，国外叫“上帝的行为（Act Of God）”，也就是天灾的问题。

要做现代保险服务业，一定是市场化的，靠市场进行资源配置。我理解市场化，就应该是整个过程的，包括准入和退出的市场化。如果准入和退出机制不能市场化，其他所有的市场化就都是虚的。监管再严，差的机构退不出去，不让它破产，一定要通过风险处置的手段将其救活——如果市场主体都有这种预期，那么它经营中都会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很难树立起有效的风险意识，会造成新的道德风险。银行业在这方面的问题同样很多。在今年初的一个论坛上，有人曾提问银监会的一位领导：“预计一下，未来10年到20年会有多少家银行会破产？”他回答，“在现行条件下、可预见的未来，银行是不会破产的。”这种导向就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