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伟：监管者是“裁判员”不是“教练员”

杜亮：您刚才提到监管机构的两个核心工作，我非常赞同。最近我也在思考一个问题：监管机构的角色或者说服务对象到底是谁？我认为，对于监管机构来说，主要是服务行业主体，间接服务的是消费者。维护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其实服务的是市场主体，让市场主体得到公平对待，保证资本充分进入，充分竞争，优胜劣汰，促使行业主体的服务提升，间接让消费者得到好处。所以说首先服务的是行业主体。您觉得监管机构的工作重心应该在哪个方面？

郑伟：我的逻辑其实是两条线并行不悖：一方面要进行消费者权益保护，另一方面要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只有更好地维护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才能对消费者更好地保护。这里所说的消费者权益保护并不是说给其施以恩惠，其实维护了一个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就是对消费者很好的保护。比如说，石油、石化、电信等行业，如果为市场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各种资本都可以进来公平竞争，整个市场价格可能就会下降，油品质量可能就会提高，网络质量可能就会提升，这个对消费者本身就是一种保护。

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并不是让市场主体都满意，可能有一些主体满意，有一些主体不满意。一些享受超国民待遇的市场主体的权益被剥夺了，沦为和其他资本一样的竞争待遇。它会不满意。但是政府就是要维护公平：一方面是市场供给主体之间的公平，另一方面消费者权益保护也可以看做一种公平——确保保险市场供给方和需求方间的公平。另外，对于市场失灵的方面，需要政府去调节、矫正和弥补。

杜亮：我觉得监管目标多元会带来平衡的问题，或者偏废一方的问题。过于强调保护消费者，也可能让市场主体蒙受不公。例如，有时候消费者会出现一些没有道理的诉求，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郑伟：这种情况其实已经超出了我所认为的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范畴，是矫枉过正。例如，明确是保险除外的责任，就不应该赔付。有时出现群体性事件，我们为了维稳，一味地强调先理赔，这是不对的。出现这种情况，反过来我们要检讨的是，保险产品设计是否合理？消费者可能没道理，但也不排除产品设计本身有问题。

去年监管机构召开了一次专家座谈会，我讲一个观点，下一步保险监管千头万绪，其中非常重要的基础工作，就是产品监管的问题。监管机构应当对市场上所有的保险产品做一个系统性的梳理，监督保险业完善产品设计。如果产品本身有问题，后续监管是管不过来的。

例如苹果手机，在销售过程中也会有瑕疵，但是消费者并没有太多的怨言，我认为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产品本身大家相对比较认可。在产品本身认可的情况下，销售中即便有一些瑕疵，无大碍。反过来如果产品本身设计有问题，不进行销售误导又怎么卖得出去？所以我说根本问题就是产品的监管要管住。

我曾经表达过一个观点，就是赔付率过低的产品是“不道德”的产品。有一些意外险的赔付率不到20%，甚至不到10%。保险公司可能会辩解，这款产品的费用率很高，例如多少都给了中介机构，保险公司本身并没有拿很多。但这不是理由。保险产品的成本有两部分，赔付和费用。因为产品是保险公司设计的，费率结构也是保险公司定的。保险公司就应该考虑周全。所以我说，赔付率过低的产品是“不道德”的产品，费用率过高的产品是“资源浪费”的产品。用资源浪费的方式生产不道德的产品，整个就是扭曲，市场又怎么会认可？

类似产品监管，应当明确哪些在保障范围之内，哪些可以做责任免除。比如意外险，有一些责任免除，像对滑雪等活动。如果20年前它作为除外责任可以理解，因为那时候很少有人去从事这些高风险运动。但是到现在这些已经成为旅游项目中非常常见的东西。旅游时买意外险，这些都不保，那还保什么呢？

所以说行业应当有一些标准。类似前些年的重疾险风波，所谓的“保死不保生”等问题。后来定了标准，要叫重疾险，必须包括六项核心重大疾病；要叫意外险，基本责任要保。产品标准化是保险业发展的一大历史经验，行业要有一些共同的标准，在共同标准之上再去开发个性化的产品，各家公司可以附加。这其实对消费者来说，选择产品就相对更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