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伟：监管者是“裁判员”不是“教练员”

杜亮：从整个金融业来看，老百姓对银行业的风险、保险业的风险、证券业的风险，承受力是不一样的。比如，买股票赔了，大家已经认了，闹事的少了；银行业刚刚开始，还没有破产的；对保险业的情况您是怎么看的？从行业监管者或从业者角度看，哪些风险是应该让消费者自己承担的，哪些是需要根除的行业痼疾？

郑伟：三个行业比较而言，消费者对于股市风险意识更强，其次是保险。因为，保险业形象不佳，消费者已经有一定程度的提防或者说自我警示心理。我认为银行可能会是重灾区，老百姓基本没有风险意识，觉得交给银行的钱都是安全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这涉及现代保险监管的三大支柱之一——市场行为监管。即使是在美国，除了偿付能力监管，市场行为监管也是重要的内容。我认为，只要人的劣根性存在，市场行为监管就一定存在。

而对销售环节的监管就是市场行为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保险消费者反映最强烈的两大问题：一是产品销售误导问题，另一个是理赔难问题。在这方面，监管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例如对于一些收益不确定的产品，消费者需要确认，要有风险测试，对于一定年龄以上的老年人有特殊的保护等。在中国这样一个初级市场，市场行为监管是十分重要的。上面谈及的产品监管就归于市场行为监管范畴。

现代保险监管的三大支柱——偿付能力监管主要针对市场主体；市场行为监管主要针对市场竞争行为；另外一个监管就是公司治理监管。公司治理监管包括董事会的建设；董事会、监事会、股东会三者关系；董事会和高管层之间的关系；独董制度的安排和监管等等。公司治理监管说白了，就是对“老板”的权力制衡，不能够让他“一言堂”，以避免公司发展风险失控。

杜亮：目前保监会在监管倡导“放开前端、管住后端”，就我理解，前端是不是就是市场行为，后端就是偿付能力？

郑伟：可以这样理解。我很欣赏“放开前端、管住后端”的提法。在前端，很多市场层面的问题，例如产品定价、保险投资，都可以放开。管住后端，比如在对市场主体责任准备金进行评估时，监管机构是采用寿险业生命表和3.5%的利率来进行准备金评估。再比如，监管机构有一套偿付能力的监管规定。只要符合这个要求，政府对于前端监管可以放开。

对于投资，我也很欣赏近两年推出的大类比例监管，没有监管得太细节。因为监管总是滞后的，市场投资品总是不断推陈出新的，投资机会也是转瞬即逝。监管的关键是管住偿付能力充足率。我认为，近年来监管机构的思路完全符合国际主流趋势。

杜亮：从市场经济来说，政府管得少才能管得好。但在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政府的作用恐怕很难一下子退得很后。您怎么看？

郑伟：就监管的定位而言，我觉得目前我们面临的最大矛盾不是处理消费者与市场主体的关系，而是处理监管与发展的关系。我觉得近些年，保险监管理念的变化还是很令人欣慰的。保险监管机构已经跳出“发展和监管”的怪圈，开始从“教练员”向“裁判员”转变。

例如，10年前曾有航意险暴利的争论，还有后来交强险暴利的争论。当消费者指责存在暴利的时候，监管机构第一时间进行反驳，完全是一个“教练员”的心态。但如果定位为“裁判员”，如果有人指责运动员有问题，裁判员不仅不会着急，还会感谢提供信息的人，然后去确认是否违规，再决定是要亮“黄牌”还是“红牌”。

监管机构，明确了是“教练员”还是“裁判员”，这是为中国保险业监管和发展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还有，从监管角度来说，如何处理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保险业也可以探索负面清单管理，即只要法不禁止都可以去做。

此外，从更大层面看，保险业一般代表市场，财政代表政府，在大灾之后如何去救济，是靠财政还是保险补偿，在一定程度上是判定经济体是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的重要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