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风险企业强制投保是不变的目标

杜亮：对于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强制”是与“市场”相矛盾的。例如，交强险在实施初期，就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再比如，《食品安全法》修订，“食品安责险”一度写入“强制”内容，但最近在征求意见稿中又变回到“鼓励”。跳出环保领域范畴，对比那些已经实施强制保险的领域和可能实施强制保险的领域，您认为，“强制责任保险”适用的最基本条件应该是什么？

别涛：我认为，实施强制责任保险最关键的条件是，企业发生事故对第三方受害者的生命健康、财产造成比较直接的、严重的，甚至是持久的影响，并可能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如一些涉重金属企业一旦发生事故，就可能造成这样的后果，受害者如果不能及时得到补偿，不利于社会和谐稳定。在食品安全等领域，我觉得也是如此。通过强制保险，我们希望持续督促这种类型的企业降低环境风险，减少事故的发生，给社会多一层保障。

杜亮：如果我们分析一下“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的相关利益主体，从保险企业角度，可以增加他们的保费，增加他们的收入，当然乐见其成；而对于企业而言，是否增加了他们“不必要”的经营成本：既要按照环保部门的基本要求进行环保投入，还要缴纳保费。您认为，对投保企业而言，是否不划算？

别涛：企业经营中的环境成本，如果不通过内部治理，其环境污染必然排向外部环境，由公共环境和社会公众承担。这就是环境成本“外部化”，也是目前一个广泛存在的问题，必须通过适当的制度设计予以矫正。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就是这种制度之一。但由于缺乏相应强制性法规依据，部分企业将环境污染责任保险费用视为额外成本。这种观念是不对的。

我们认为，企业的环境风险防范投入，包括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保费，是环境成本的必然组成部分，而不是给企业增加“不必要”的经营成本。从国内外的经验教训看，与保费相比，企业靠自身来应对环境风险以及发生事故后的赔偿责任，所必须付出的代价更高。有些企业因为一次事故而倒闭，留下各种问题由政府甚至全社会买单，是对社会资源的更大浪费。

杜亮：根据深圳方面对“环责险”试点工作的总结，从2009年起，投保企业至今尚未发生一起理赔案件，导致企业续保意愿降低。从政府部门来讲，如何面对这样一个尴尬的局面？

别涛：这是试点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之一，也是正常的。理赔并不是环境污染责任保险的全部意义，如果能够促进全社会环境风险的降低，保险的意义更为重大。政府部门应该全面、系统、深入分析造成这种状况的各种原因，再提出有针对性的对策。

杜亮：从环责险实施的初衷来讲，是为了降低环境危害事件的公共风险，降低企业因环境危害事件发生导致的重大经营风险。就第一个目标而言，环保部本身一直在做大量的工作。既然保险公司加入了，它们应该起到什么作用？是仅仅出现公害事件的理赔么？

别涛：保险公司在风险防范方面的作用和责任是清晰的，从环保部门角度，就是应该引进更多市场力量，对企业环境风险管理进行监督、指导、帮助，并依法将相关信息向政府部门甚至社会公开，切实发挥市场自我监管和调节的作用。江苏等地开展“环保体检”等实践表明，保险公司具有这方面的潜力，也正在做一些努力和探索。当然，险企可能面临机构、人员和经费不足，参与环境风险管理的专业性有待提高等问题，可以通过各方的共同努力，逐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