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险告别“信息孤岛”时代
——专访中国保信副总裁王哲 发布时间：2014-09-17 08:49:44 作者：本报记者 李画 来源：中国保险报·中保网
车险数据大迁移
记者：请详细介绍车险平台集中的过程。在这项浩荡的工程中，您认为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王哲：为配合2004年提出的交强险制度，上海率先在全国试点建设车险平台，2006年北京车险平台随后上线，其他省份紧跟着纷纷效仿，陆续又建成11个分省车险平台。为缩短建设周期、提高资金效率、体现集中管理的优势，2009年，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在总结分省平台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果断决策，统一组织车险信息集中平台建设，只用了11个月的时间，就实现了其余22个省车险业务的切换上线。因此，在整合前保险行业总共有14个大小不一的车险平台。平台运行几年来，应用功能不断拓展，在实现基本的交强险和商业险费率浮动功能外，不断研究推进代位求偿、代征车船税、车型车价等新功能，在夯实车险发展基础、规范车险市场秩序、促进车险业务发展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全行业信息共享做出了积极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于车险平台取得的成绩，全行业有目共睹，并充分认可。
中国保信自2013年初开始筹建，与此同时，开始着手整合全国的车险平台。为此，中国保监会专门成立了“车险平台整合工作领导小组”来协调推进，并在对全国14个车险平台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形成了整合方案。整合工作分三步走：第一步要实现管理权的移交，也就是说，将14个平台的管理权移交给中国保信，确立权属关系。第二步要迁移上收，将分散在各地的车险平台集中到北京。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迁移工作。第三步要进行系统重构，建设能够满足未来发展需要的新的全国统一的车险平台。
整个系统迁移工作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难，这是因为：各个平台均是支撑当地车险业务的生产系统，安全性、实时性要求高，切换工作必须在夜间快速完成，不影响业务正常进行；迁移的平台共涉及系统94套、核心数据13TB，且各平台在基础环境、硬件设施、数据体系、个性应用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系统复杂度高；此外，还涉及地税、交管等外联单位，组织协调难度大。
为此，一是做好迁移方案的制定工作。我们将整体工作，分解为系统调研、方案设计、正式切换、善后处置等12个阶段，细化出70多项主要工作，梳理出300余项具体步骤，确保方案的可行与最优。二是做好验证及应急准备，控制风险。我们特别注重各环节的验证及应急准备工作，所有操作均验证结果并提前制订应急预案，通过自测、压测、配置检查等内部验证，及各关键环节协调保险公司进行联调测试、出单验证等，确保了各项工作的完成质量。三是加强组织领导，各方通力配合。一方面，加强内部项目管理和流程建设，理顺了工作机制；另一方面，我们积极与保监局、协会及各公司做好配合，理顺了外部关系与协作机制。四是做好各项优化，确保新平台运行平稳。上收过程中，我们还针对原分省平台的部分隐患进行分析，并完成架构优化，包括基础架构、网络和数据等多个层面。同时，为做好迁移后的管理工作，我们明确了全国车险平台统一的管理模式，制订了新的运维保障制度及事务处理流程，保证了迁移后各项事务的顺利承接和各平台的平稳运行。
从迁移的效果来看，各平台均一次性成功迁移，未出现影响业务的故障。迁移后，各平台运行平稳，运行效率和稳定性均比之前有较大提高。
随着各分省平台迁移的完成，我们已经完成了车险平台的物理大集中工作，一是消除了各平台的数据共享壁垒，为行业发展提供统一的数据支撑；二是实现统一的建设运维，提高了各平台的信息安全保障水平；三是打造了统一的服务流程，规范了平台的服务水平，为行业提供更好的服务。
记者：在与各地方协调的过程中遇到阻力了吗？
王哲：对于成立中国保信，保险业是有共识的，大家认为保险业早就该做这个事，所以非常支持。关于车险平台整合，的确是改变了原有的管理机制和体制。但事实上，大家也都感觉原有的机制和体制存在问题，特别是随着车险平台与车险业务流程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各平台散乱的格局与全行业集中管理模式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平台的应有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
在平台的迁移集中工作中，我们得到了保监会、相关保监局、行业协会和保险公司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保监会有关部门大力支持、积极协调；各保监局及行业协会也都积极配合开展了平台技术调研、联调测试和系统验证等工作，尤其是每次正式迁移前，都组织当地各公司召开现场动员会，明确各方在迁移过程中的分工和责任，对切换当晚的验证工作进行部署，为平台的每次顺利切换验证工作提供了保障；各保险公司也积极配合，做好测试与切换的对接工作。应该说，半年时间完成所有分省平台的迁移工作，一个平台迁移完平均下来才20天时间，这个效率已经非常高了，没有监管部门、行业协会和保险公司的大力支持，肯定是做不到的。
车险数据大迁移
记者：请详细介绍车险平台集中的过程。在这项浩荡的工程中，您认为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王哲：为配合2004年提出的交强险制度，上海率先在全国试点建设车险平台，2006年北京车险平台随后上线，其他省份紧跟着纷纷效仿，陆续又建成11个分省车险平台。为缩短建设周期、提高资金效率、体现集中管理的优势，2009年，中国保险行业协会在总结分省平台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果断决策，统一组织车险信息集中平台建设，只用了11个月的时间，就实现了其余22个省车险业务的切换上线。因此，在整合前保险行业总共有14个大小不一的车险平台。平台运行几年来，应用功能不断拓展，在实现基本的交强险和商业险费率浮动功能外，不断研究推进代位求偿、代征车船税、车型车价等新功能，在夯实车险发展基础、规范车险市场秩序、促进车险业务发展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全行业信息共享做出了积极探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对于车险平台取得的成绩，全行业有目共睹，并充分认可。
中国保信自2013年初开始筹建，与此同时，开始着手整合全国的车险平台。为此，中国保监会专门成立了“车险平台整合工作领导小组”来协调推进，并在对全国14个车险平台调研、论证的基础上，形成了整合方案。整合工作分三步走：第一步要实现管理权的移交，也就是说，将14个平台的管理权移交给中国保信，确立权属关系。第二步要迁移上收，将分散在各地的车险平台集中到北京。目前，我们已经完成了迁移工作。第三步要进行系统重构，建设能够满足未来发展需要的新的全国统一的车险平台。
整个系统迁移工作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难，这是因为：各个平台均是支撑当地车险业务的生产系统，安全性、实时性要求高，切换工作必须在夜间快速完成，不影响业务正常进行；迁移的平台共涉及系统94套、核心数据13TB，且各平台在基础环境、硬件设施、数据体系、个性应用等方面均存在较大差异，系统复杂度高；此外，还涉及地税、交管等外联单位，组织协调难度大。
为此，一是做好迁移方案的制定工作。我们将整体工作，分解为系统调研、方案设计、正式切换、善后处置等12个阶段，细化出70多项主要工作，梳理出300余项具体步骤，确保方案的可行与最优。二是做好验证及应急准备，控制风险。我们特别注重各环节的验证及应急准备工作，所有操作均验证结果并提前制订应急预案，通过自测、压测、配置检查等内部验证，及各关键环节协调保险公司进行联调测试、出单验证等，确保了各项工作的完成质量。三是加强组织领导，各方通力配合。一方面，加强内部项目管理和流程建设，理顺了工作机制；另一方面，我们积极与保监局、协会及各公司做好配合，理顺了外部关系与协作机制。四是做好各项优化，确保新平台运行平稳。上收过程中，我们还针对原分省平台的部分隐患进行分析，并完成架构优化，包括基础架构、网络和数据等多个层面。同时，为做好迁移后的管理工作，我们明确了全国车险平台统一的管理模式，制订了新的运维保障制度及事务处理流程，保证了迁移后各项事务的顺利承接和各平台的平稳运行。
从迁移的效果来看，各平台均一次性成功迁移，未出现影响业务的故障。迁移后，各平台运行平稳，运行效率和稳定性均比之前有较大提高。
随着各分省平台迁移的完成，我们已经完成了车险平台的物理大集中工作，一是消除了各平台的数据共享壁垒，为行业发展提供统一的数据支撑；二是实现统一的建设运维，提高了各平台的信息安全保障水平；三是打造了统一的服务流程，规范了平台的服务水平，为行业提供更好的服务。
记者：在与各地方协调的过程中遇到阻力了吗？
王哲：对于成立中国保信，保险业是有共识的，大家认为保险业早就该做这个事，所以非常支持。关于车险平台整合，的确是改变了原有的管理机制和体制。但事实上，大家也都感觉原有的机制和体制存在问题，特别是随着车险平台与车险业务流程的结合越来越紧密，各平台散乱的格局与全行业集中管理模式之间的矛盾更加突出，平台的应有作用得不到充分发挥。
在平台的迁移集中工作中，我们得到了保监会、相关保监局、行业协会和保险公司的大力支持和积极配合。保监会有关部门大力支持、积极协调；各保监局及行业协会也都积极配合开展了平台技术调研、联调测试和系统验证等工作，尤其是每次正式迁移前，都组织当地各公司召开现场动员会，明确各方在迁移过程中的分工和责任，对切换当晚的验证工作进行部署，为平台的每次顺利切换验证工作提供了保障；各保险公司也积极配合，做好测试与切换的对接工作。应该说，半年时间完成所有分省平台的迁移工作，一个平台迁移完平均下来才20天时间，这个效率已经非常高了，没有监管部门、行业协会和保险公司的大力支持，肯定是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