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批万亿社保缺口十年未兑现 隐含系统危机
发布时间：2014-10-31 08:08:32 作者： 来源：和讯
10月30日，由北京市政府主办、一行三会支持的第三届金融街论坛在京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表示，改革和发展取得诸多成绩的同时，中国经济还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这些问题在宏观经济中集中表现，是国民资产负债表中的杠杆率(负债率)太高，而风险正在加速积累，隐含着出现系统性危机的可能性。只有着力推进关键领域的改革，去除“僵尸企业”，才能促进效率提高和结构优化。
国民资产负债率过高
吴敬琏所说的严峻考验包括，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经济进入了一个下行的通道，GDP增长乏力，产能过剩，市场疲软，部分企业因为销售不畅而资金紧张，甚至发生了一些企业的偿债危机，出现了跑路的现象。
怎么来应对这个风险，吴敬琏提出两种处理方法：
第一种办法就是采取强刺激政策，放松银根，增加投资，拉动GDP的增长率。
采取这种办法的好处是能够在短期内提升增长率，解除一些企业的经营困难，或者使得投资者取得更高的回报。但是也有坏处，这个坏处就是用对企业进行了补贴或者是加大投资的办法来支持一个比较高的增长率，妨碍了效率的提高。因为得到政府和社会的补贴以后，反倒会减弱提高效率的压力，会麻痹企业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而且也会影响结构优化。
在国民经济结构中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投资率居高不下，而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的注入，而不是依靠效率的提高。即经济发展的转型，从粗放式的，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主要靠效率提高支撑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会受到影响的。这样的结果就会使得杠杆率进一步提高，本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去杠杆化，如果用大量注入资金的办法来维持一个比较高的增长率，它就会使得资产负债表中间的杠杆率进一步提高，这样就使得风险进一步积累起来，使得发生系统性危机的可能性增大。
第二种办法，即在控制系统性风险的条件之下，着力推进关键领域的改革，通过改革促进效率提高和结构优化。
效率的提高和结构的优化应该说是从1995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以来就提出的主要目标，或者是经济工作的主线。但是过去一段时间，主要的是由行政机关，由党政领导来调结构，而不是靠一个比较完善的市场来调结构，所以应该说见效不大。我们如果能够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上，那么提高效率和优化结构就会有更切实的保证。
吴敬琏说：“第一种办法，现在看起来是失灵的。就拿今年来说，虽然领导已经明确表示了，中国不会采取强刺激的办法来拉升GDP的增长率。但是实际从今年大致上第二季度以来，这个刺激的强度并不小，可是效果并不那么明显。而且从2009年以来，投资拉动起作用的时效是越来越短的，2009年那一次4万亿投资和10万亿的贷款，至少维持了两个季度10%以上的增长率，然后就逐步下降。但是经过两年，它掉到了8%以下。但是最近三年几次启动的刺激时效是越来越短的，这意味着‘投资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正在显现。“
那么采取另外一种方法的理由是什么?在控制风险，不至于出现系统性危机这样的条件下，把主要的注意力，把主要的力量放在推进改革，提高效率，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种办法的坏处又是什么呢?在采取这种措施的过程之中，GDP的增长率在一段时间可能会下降到7%左右，甚至更低，占到一个中速的水平。但是中国领导人已经多次说过，这个意见是对的，就是不能以GDP论英雄，保就业，保民生才是最重要的，而要保就业、保民生的关键在于效率的提高。
那么怎么才能提高效率呢?只有通过改革，建立一个好的体制，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效率太低这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症结性的问题。就像十八届三中全会讲的，要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就建立了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一个制度的基础。在这个制度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解决效率提高的问题。只有效率得到了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和消费才能够得到较快的增加，中国的发展才能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
风险可控并非虚言
但是，这样做也在两个方面不能够消除顾虑。一个就是这个风险是不是可控的，有没有能力不用政府注入大量资金的办法，不用宏观经济当局采取刺激的办法，能够控制住这个危机呢?另外一个方面，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是不是能够保证效率的提高?效率的提高是不是能够使得保就业，保民生的目的能够达到?
吴敬琏对这两个方面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可以采取以下一类堵塞漏洞、降低风险的措施，一是停止回报过低或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从经济学一个基本的前提讲，就是资源是稀缺的存在选择的问题;其二，停止对“僵尸企业”的输血，用政府的补贴，或者用一些减税或者是用资金注入来维持，这种做法现在我们这里还是有，这样使得我们资产负债表杠杆会有提高的;其三，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的或有负债，现在最大的一笔就是社会保障基金的缺口，社会保障基金从中长期来看，这个缺口不但有，而且不小。对于这个负债，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已经做出非常明确的规定，就是要拨付国有资本去充实社会保障基金。这一点有少量的动作，但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好像没有采取比较大的步子来执行这个决定。我们改革的历史上曾经有两次决定后来都没有实施，就是要拨付成万亿的，比如说21世纪初期就准备拨付成万亿的国有资本去充实社会保障基金，但是后来没有实现。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我们应该做这件事，这件事可以降低我们资产负债表的风险;其四，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清盘或者破产重整，停止“刚性兑付”，以便化大震为小震，释放风险。其五，盘活由于粗放增长方式造成的死资产存量。
”辅之以一些灵活的财政货币政策，维持宏观经济的基本稳定，总的趋势来说，杠杆率还太高，应该是一个去杠杆的过程。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比如说可能触发系统性风险的时候，那必须就要注入流动性了。这两方面的措施配合起来，完全有可能把系统性风险的发生控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这样使得我们有时间推进改革，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我们经济中的问题。“吴敬琏说。
从推进改革找到出路
是不是推进改革能够找到出路呢?吴敬琏指出，从最近三年的情况看，GDP的增长率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下的。2011年是9.2%，2012年GDP增长率是7.8%，2013年是7.7%，下降到今年的第三季度是7.3%。但是就业的情况良好，也许可以说还从来没有这么良好。去年我们预期要争取的城镇新增就业的目标是900万人，执行的结果是新增就业1310万，原来的任务超额45%完成了。当然这方面不是没有问题，比如说我们的大学毕业生和有学位的人就业问题、薪酬问题都存在问题，但是总体来说，特别是对于普通劳动者，这个就业情况应该说是良好的。这就证明了增长率和就业之间的关系不是线性的。当你就业增长的结构有改变的时候，那些能够牺牲更多就业的产业，在能够发展得更快的情况之下，增长率的变化和就业的变化不是线性关系，基本原因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加速了。
为什么多年号召加速发展服务业无明显改进，而今年却突然改观，是由从上海开启的营改增和从深圳开始的工商登记便利化等改革促成的。营改增以后，服务业分工的深化变得非常快速。从深圳开始，后来是广东的，工商登记的便利化，降低门槛，本届政府把它作为一个转变政府职能很重要的举措，实现了这一条以后，新注册的工商户的数量增加都是以百分之几十的数量增加。
”这些只是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序幕期间的牛刀小试，虽不足以确立经济的新常态，但它表明，只要我们能够坚定有序的推进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要求的全面深化改革，就一定能够迎来柳暗花明的新境界。“吴敬琏说。
10月30日，由北京市政府主办、一行三会支持的第三届金融街论坛在京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表示，改革和发展取得诸多成绩的同时，中国经济还面临着许多严峻的挑战。这些问题在宏观经济中集中表现，是国民资产负债表中的杠杆率(负债率)太高，而风险正在加速积累，隐含着出现系统性危机的可能性。只有着力推进关键领域的改革，去除“僵尸企业”，才能促进效率提高和结构优化。
国民资产负债率过高
吴敬琏所说的严峻考验包括，资源短缺、环境恶化，经济进入了一个下行的通道，GDP增长乏力，产能过剩，市场疲软，部分企业因为销售不畅而资金紧张，甚至发生了一些企业的偿债危机，出现了跑路的现象。
怎么来应对这个风险，吴敬琏提出两种处理方法：
第一种办法就是采取强刺激政策，放松银根，增加投资，拉动GDP的增长率。
采取这种办法的好处是能够在短期内提升增长率，解除一些企业的经营困难，或者使得投资者取得更高的回报。但是也有坏处，这个坏处就是用对企业进行了补贴或者是加大投资的办法来支持一个比较高的增长率，妨碍了效率的提高。因为得到政府和社会的补贴以后，反倒会减弱提高效率的压力，会麻痹企业在这方面做出的努力，而且也会影响结构优化。
在国民经济结构中一个很突出的问题就是投资率居高不下，而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的注入，而不是依靠效率的提高。即经济发展的转型，从粗放式的，主要依靠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主要靠效率提高支撑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是会受到影响的。这样的结果就会使得杠杆率进一步提高，本来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去杠杆化，如果用大量注入资金的办法来维持一个比较高的增长率，它就会使得资产负债表中间的杠杆率进一步提高，这样就使得风险进一步积累起来，使得发生系统性危机的可能性增大。
第二种办法，即在控制系统性风险的条件之下，着力推进关键领域的改革，通过改革促进效率提高和结构优化。
效率的提高和结构的优化应该说是从1995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以来就提出的主要目标，或者是经济工作的主线。但是过去一段时间，主要的是由行政机关，由党政领导来调结构，而不是靠一个比较完善的市场来调结构，所以应该说见效不大。我们如果能够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上，那么提高效率和优化结构就会有更切实的保证。
吴敬琏说：“第一种办法，现在看起来是失灵的。就拿今年来说，虽然领导已经明确表示了，中国不会采取强刺激的办法来拉升GDP的增长率。但是实际从今年大致上第二季度以来，这个刺激的强度并不小，可是效果并不那么明显。而且从2009年以来，投资拉动起作用的时效是越来越短的，2009年那一次4万亿投资和10万亿的贷款，至少维持了两个季度10%以上的增长率，然后就逐步下降。但是经过两年，它掉到了8%以下。但是最近三年几次启动的刺激时效是越来越短的，这意味着‘投资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正在显现。“
那么采取另外一种方法的理由是什么?在控制风险，不至于出现系统性危机这样的条件下，把主要的注意力，把主要的力量放在推进改革，提高效率，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种办法的坏处又是什么呢?在采取这种措施的过程之中，GDP的增长率在一段时间可能会下降到7%左右，甚至更低，占到一个中速的水平。但是中国领导人已经多次说过，这个意见是对的，就是不能以GDP论英雄，保就业，保民生才是最重要的，而要保就业、保民生的关键在于效率的提高。
那么怎么才能提高效率呢?只有通过改革，建立一个好的体制，才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效率太低这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症结性的问题。就像十八届三中全会讲的，要建立一个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这就建立了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一个制度的基础。在这个制度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解决效率提高的问题。只有效率得到了提高，劳动者的收入和消费才能够得到较快的增加，中国的发展才能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轨道。
风险可控并非虚言
但是，这样做也在两个方面不能够消除顾虑。一个就是这个风险是不是可控的，有没有能力不用政府注入大量资金的办法，不用宏观经济当局采取刺激的办法，能够控制住这个危机呢?另外一个方面，体制的进一步改革，是不是能够保证效率的提高?效率的提高是不是能够使得保就业，保民生的目的能够达到?
吴敬琏对这两个方面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可以采取以下一类堵塞漏洞、降低风险的措施，一是停止回报过低或没有回报的无效投资，从经济学一个基本的前提讲，就是资源是稀缺的存在选择的问题;其二，停止对“僵尸企业”的输血，用政府的补贴，或者用一些减税或者是用资金注入来维持，这种做法现在我们这里还是有，这样使得我们资产负债表杠杆会有提高的;其三，动用国有资本偿还政府的或有负债，现在最大的一笔就是社会保障基金的缺口，社会保障基金从中长期来看，这个缺口不但有，而且不小。对于这个负债，十八届三中全会就已经做出非常明确的规定，就是要拨付国有资本去充实社会保障基金。这一点有少量的动作，但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好像没有采取比较大的步子来执行这个决定。我们改革的历史上曾经有两次决定后来都没有实施，就是要拨付成万亿的，比如说21世纪初期就准备拨付成万亿的国有资本去充实社会保障基金，但是后来没有实现。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我们应该做这件事，这件事可以降低我们资产负债表的风险;其四，对资不抵债的企业实施清盘或者破产重整，停止“刚性兑付”，以便化大震为小震，释放风险。其五，盘活由于粗放增长方式造成的死资产存量。
”辅之以一些灵活的财政货币政策，维持宏观经济的基本稳定，总的趋势来说，杠杆率还太高，应该是一个去杠杆的过程。但是在不同的时间，比如说可能触发系统性风险的时候，那必须就要注入流动性了。这两方面的措施配合起来，完全有可能把系统性风险的发生控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这样使得我们有时间推进改革，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我们经济中的问题。“吴敬琏说。
从推进改革找到出路
是不是推进改革能够找到出路呢?吴敬琏指出，从最近三年的情况看，GDP的增长率是一个台阶一个台阶下的。2011年是9.2%，2012年GDP增长率是7.8%，2013年是7.7%，下降到今年的第三季度是7.3%。但是就业的情况良好，也许可以说还从来没有这么良好。去年我们预期要争取的城镇新增就业的目标是900万人，执行的结果是新增就业1310万，原来的任务超额45%完成了。当然这方面不是没有问题，比如说我们的大学毕业生和有学位的人就业问题、薪酬问题都存在问题，但是总体来说，特别是对于普通劳动者，这个就业情况应该说是良好的。这就证明了增长率和就业之间的关系不是线性的。当你就业增长的结构有改变的时候，那些能够牺牲更多就业的产业，在能够发展得更快的情况之下，增长率的变化和就业的变化不是线性关系，基本原因是第三产业的发展加速了。
为什么多年号召加速发展服务业无明显改进，而今年却突然改观，是由从上海开启的营改增和从深圳开始的工商登记便利化等改革促成的。营改增以后，服务业分工的深化变得非常快速。从深圳开始，后来是广东的，工商登记的便利化，降低门槛，本届政府把它作为一个转变政府职能很重要的举措，实现了这一条以后，新注册的工商户的数量增加都是以百分之几十的数量增加。
”这些只是我们在全面深化改革序幕期间的牛刀小试，虽不足以确立经济的新常态，但它表明，只要我们能够坚定有序的推进十八届三中全会所要求的全面深化改革，就一定能够迎来柳暗花明的新境界。“吴敬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