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挑战考验中国经济
改革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 发布时间：2015-02-02 09:58:41 作者：迈克尔·海瑟 来源：中国保险报·中保网
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将从出口和投资驱动转向更可持续的、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但是，鉴于未来在经济、环境和人口方面的挑战，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改革措施是否足够深远、实施是否足够迅速。
安联集团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海瑟博士近日撰文，阐述了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以及深化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安联集团应本报之邀，将迈克尔·海瑟博士对中国经济的剖析，与读者分享。
若将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从出口和投资驱动转向更可持续的消费驱动，必须推行改革措施
迈克尔·海瑟 安联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2015年，中国的经济增速仍能达到令人羡慕的7.0%。
得出这个结论，源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在2014年第三季度增长了7.3%，全年经济增速为7.4%；2013年GDP增速为7.7%。另一方面，2015年的经济前景取决于中国持续的内部改革进程以及许多工业化国家和一些主要新兴市场仍相当疲弱的增长动力。
这两方面的因素合在一起，可能会进一步抑制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过从全球范围来看，成绩单依旧亮眼。
全球经济增长疲弱
近几个月来，全球经济复苏的迹象已经显露。
美国经济正在重回正轨。2014年11月，美国失业率的下降速度超过预期，失业人数下降至910万，回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劳动力市场上的这些积极发展，再加上现有的积压需求，将帮助美国整体GDP在2014年增长2.3%，在2015年增长2.8%。
欧元区的前景则不那么乐观。金融危机的影响、高财政赤字以及迟来的改革，都对欧洲经济增长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许多南部和东部欧洲国家失业率仍然高企（10%以上），希腊和西班牙甚至高达25%，再加上经济持续疲软，这些都令人担忧。虽然大多数受金融危机冲击的欧洲国家似乎已经克服了经济衰退，但其经济增长率仍远低于危机前的水平。
2014年，欧盟中GDP增长最快的国家将是爱尔兰，增速为4.5%；而意大利却连续3年出现负增长。整体来看，欧盟经济在2013年增长只有0.1%，2014年将增长1.4%。由于大多数国家失业率仍然高企，油价下跌和适度的工资上涨应该对经济有刺激作用，欧盟的经济增长很可能在2015年提升至1.7%。
经济疲弱的还不仅限于工业化国家，大多数拉美国家的增长还远低于金融危机爆发前几年常见的水平。拉丁美洲最大的经济体巴西今年的增长将仅为0.3%，2015年预计为1.3%，相比2008年之前的几年，即便是1.3%的增速也只是“小巫见大巫”。
世界贸易发展动力不足
世界贸易组织修订了全球贸易增长的预测，今年从4.7%下调至3.1%，2015年从5.3%下调至4.0%。
由于当前的地缘政治局势导致了经济疲弱和一些下行风险，特别是中东政局的不确定性以及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紧张局势，拖累了全球经济贸易。
中国进口、出口的下滑，从两个方面影响着全球的贸易。一方面，中国疲弱的进口增长加剧了全球进口需求的放缓；另一方面，作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近年来工业化国家的需求疲软也极大地影响着中国。尽管最近几个月中国的出口增长有所回升，但增长率波动比较大，且明显低于之前高达两位数的增长。
在此背景下，若将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从出口和投资驱动转向更可持续的消费驱动，必须推行改革措施。例如，深化国企改革、进一步开放利率等。但是，鉴于中国未来在经济、环境和人口方面的挑战，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改革措施是否足够深远、实施是否足够迅速。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最重要的前提是资源的高效利用。
资源配置存在失衡
有效的市场，市场参与者之间的竞争，自由的、反映商品相对稀缺性的价格和利率，被证明是高效资源配置的最佳手段。
价格越高说明商品或资源越稀缺，贷款利率较高，投资的风险就越高。政府的主要任务则是建立体制和监管框架，以保证市场机制的顺畅运作。
价格和利率的放开可以采取两种方法，一种是“大爆炸”的骤变方式，即物价和利率一夜间完全放开；另一种是渐进的方式。
渐进的方式可以让过渡阶段更加平顺，让市场参与者有更多的时间来适应新机制。但是，如果过渡期过长，对过时结构和技术的保留也可能引发更多的市场扭曲和资源错配。如果利率或价格只在某些行业或某些地区放开，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从长远来看，这还会阻碍创新和抑制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近年来，在中国出现了很多“鬼城”，很多新建城区空无一人；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幅攀升……这些都说明中国的资源配置失衡正愈演愈烈。
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资产负债率从2008年的148%增加到2013年的220%。借款人主要是企业，而居民和中央政府的负债率迄今仍然较低。然而，不仅是借款人，贷款人也让人担忧，因为严格控制的国有银行业刺激了所谓“影子银行”的发展。这些机构很难控制，可能在危机期间成为一个不稳定因素。
不良贷款率的增加是产能过剩的另一个表现，迟早会损害贷款人的利益。虽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16%，整体仍处在温和水平。
反映贷款人信誉和融资项目盈利能力的贷款利率，能帮助防止资源的不当配置和泡沫的形成。这也意味着开发银行和商业银行在任务上有着严格的分工。不过，最近有报道称商业银行向农业部门及小微企业的贷款急剧上升，反映出政府的改革重点，不禁让人们质疑这种分工是否真正付诸实施。
污染和人口结构成为增长障碍
对中国而言，采取更多措施来支持农业部门和环保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不久的将来，空气和水污染以及资源的浪费可能会成为增长的障碍。
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联合报告显示，每年空气污染产生的成本高达3000亿美元。通过对企业征税、消费者收费的方式内化污染产生的成本，不仅能提升环保意识，而且还能为必要的环保设施如污水处理厂提供资金。
另一个挑战是人口结构的变化。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中国15岁至59岁的工作人口数量开始下降，一些部门的工资已经开始上涨。鼓励人口从内陆省份向繁华沿海地区转移，推行户籍制度改革，将有助于减轻中国东部地区逐步出现的劳工短缺问题。但这样做也有缺点，虽然在国家开发计划的持续扶持之下，内陆省份的吸引力有所提升，但西部向东部的人才流失，阻碍了内陆省份的长远发展。这可能导致地区差距，即东部和西部省份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持续甚至进一步扩大。
2013年年底，天津的人均GDP值仍是贵州的5倍，西藏居民的人均存款只有北京居民人均存款的13%。
此外，由于劳动力向东南沿海和发达省市转移，内陆省份的老人由谁来照顾的问题也日益严重。在未来20年内，65岁及以上的人群数量将增加一倍以上。到2035年，该年龄段的人数将达到2.82亿。这意味着，中国的退休人口将超过欧盟和美国之和。其中超过1200万人可能需要长期护理。随着家庭结构的解体，护理照看和护理院的需求将日益增加。
但是，鉴于中国正在经历城市化进程，中国有机会实现无障碍、年龄友好型城市化发展。城市规划师和开发商在规划未来城市时，应该将老龄化问题考虑在内，以实现城市化目标：无障碍的住宅和公共建筑，方便的医疗和护理设施、超市和商店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帮助老年人保持独立。
私人养老保障需求
在人口老龄化之后孕育而生的问题是，如何为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退休计划提供资金。如果退休年龄不逐渐增加，到2050年，15岁至59岁工作年龄的人群与60岁及以上人群的比率将达到100∶62；如果将退休年龄提高至65岁，老龄人口抚养率（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仅为39%。目前，15岁至59岁人群与60岁及以上人群的比率为100∶22。
考虑到中国社会的快速老龄化，以及至今仍覆盖率较低的公共养老金制度，私人养老保障对防止老年贫困必不可少。补贴和税收减免等激励措施，有助于提升私人养老保障的吸引力。
此外，要打造更全面的投资组合，储户需要获得更广泛的产品，包括存款、证券和保险。随着私人养老保障和长寿风险保障需求的日益增加，人寿保险的需求将进一步增加。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寿险市场。
在此背景下，确保金融体系和市场主体的稳定，保护消费者权益至关重要。
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通过高效的监管促进竞争，将有利于消费者。这也意味着对外资竞争的开放，促进国内和国际公司之间的知识转移。
鉴于上述挑战，中国的改革措施什么时候实施，将成为中国政府的决定性因素。虽然大的变化总会带来新的风险，但是改革方案的任何延迟都会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的不利影响。
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将从出口和投资驱动转向更可持续的、消费驱动的增长模式。但是，鉴于未来在经济、环境和人口方面的挑战，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改革措施是否足够深远、实施是否足够迅速。
安联集团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海瑟博士近日撰文，阐述了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以及深化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安联集团应本报之邀，将迈克尔·海瑟博士对中国经济的剖析，与读者分享。
若将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从出口和投资驱动转向更可持续的消费驱动，必须推行改革措施
迈克尔·海瑟 安联集团首席经济学家
2015年，中国的经济增速仍能达到令人羡慕的7.0%。
得出这个结论，源于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在2014年第三季度增长了7.3%，全年经济增速为7.4%；2013年GDP增速为7.7%。另一方面，2015年的经济前景取决于中国持续的内部改革进程以及许多工业化国家和一些主要新兴市场仍相当疲弱的增长动力。
这两方面的因素合在一起，可能会进一步抑制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过从全球范围来看，成绩单依旧亮眼。
全球经济增长疲弱
近几个月来，全球经济复苏的迹象已经显露。
美国经济正在重回正轨。2014年11月，美国失业率的下降速度超过预期，失业人数下降至910万，回到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水平。劳动力市场上的这些积极发展，再加上现有的积压需求，将帮助美国整体GDP在2014年增长2.3%，在2015年增长2.8%。
欧元区的前景则不那么乐观。金融危机的影响、高财政赤字以及迟来的改革，都对欧洲经济增长产生了影响。特别是在许多南部和东部欧洲国家失业率仍然高企（10%以上），希腊和西班牙甚至高达25%，再加上经济持续疲软，这些都令人担忧。虽然大多数受金融危机冲击的欧洲国家似乎已经克服了经济衰退，但其经济增长率仍远低于危机前的水平。
2014年，欧盟中GDP增长最快的国家将是爱尔兰，增速为4.5%；而意大利却连续3年出现负增长。整体来看，欧盟经济在2013年增长只有0.1%，2014年将增长1.4%。由于大多数国家失业率仍然高企，油价下跌和适度的工资上涨应该对经济有刺激作用，欧盟的经济增长很可能在2015年提升至1.7%。
经济疲弱的还不仅限于工业化国家，大多数拉美国家的增长还远低于金融危机爆发前几年常见的水平。拉丁美洲最大的经济体巴西今年的增长将仅为0.3%，2015年预计为1.3%，相比2008年之前的几年，即便是1.3%的增速也只是“小巫见大巫”。
世界贸易发展动力不足
世界贸易组织修订了全球贸易增长的预测，今年从4.7%下调至3.1%，2015年从5.3%下调至4.0%。
由于当前的地缘政治局势导致了经济疲弱和一些下行风险，特别是中东政局的不确定性以及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紧张局势，拖累了全球经济贸易。
中国进口、出口的下滑，从两个方面影响着全球的贸易。一方面，中国疲弱的进口增长加剧了全球进口需求的放缓；另一方面，作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近年来工业化国家的需求疲软也极大地影响着中国。尽管最近几个月中国的出口增长有所回升，但增长率波动比较大，且明显低于之前高达两位数的增长。
在此背景下，若将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从出口和投资驱动转向更可持续的消费驱动，必须推行改革措施。例如，深化国企改革、进一步开放利率等。但是，鉴于中国未来在经济、环境和人口方面的挑战，最关键的问题在于改革措施是否足够深远、实施是否足够迅速。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最重要的前提是资源的高效利用。
资源配置存在失衡
有效的市场，市场参与者之间的竞争，自由的、反映商品相对稀缺性的价格和利率，被证明是高效资源配置的最佳手段。
价格越高说明商品或资源越稀缺，贷款利率较高，投资的风险就越高。政府的主要任务则是建立体制和监管框架，以保证市场机制的顺畅运作。
价格和利率的放开可以采取两种方法，一种是“大爆炸”的骤变方式，即物价和利率一夜间完全放开；另一种是渐进的方式。
渐进的方式可以让过渡阶段更加平顺，让市场参与者有更多的时间来适应新机制。但是，如果过渡期过长，对过时结构和技术的保留也可能引发更多的市场扭曲和资源错配。如果利率或价格只在某些行业或某些地区放开，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从长远来看，这还会阻碍创新和抑制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近年来，在中国出现了很多“鬼城”，很多新建城区空无一人；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幅攀升……这些都说明中国的资源配置失衡正愈演愈烈。
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的资产负债率从2008年的148%增加到2013年的220%。借款人主要是企业，而居民和中央政府的负债率迄今仍然较低。然而，不仅是借款人，贷款人也让人担忧，因为严格控制的国有银行业刺激了所谓“影子银行”的发展。这些机构很难控制，可能在危机期间成为一个不稳定因素。
不良贷款率的增加是产能过剩的另一个表现，迟早会损害贷款人的利益。虽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为1.16%，整体仍处在温和水平。
反映贷款人信誉和融资项目盈利能力的贷款利率，能帮助防止资源的不当配置和泡沫的形成。这也意味着开发银行和商业银行在任务上有着严格的分工。不过，最近有报道称商业银行向农业部门及小微企业的贷款急剧上升，反映出政府的改革重点，不禁让人们质疑这种分工是否真正付诸实施。
污染和人口结构成为增长障碍
对中国而言，采取更多措施来支持农业部门和环保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不久的将来，空气和水污染以及资源的浪费可能会成为增长的障碍。
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联合报告显示，每年空气污染产生的成本高达3000亿美元。通过对企业征税、消费者收费的方式内化污染产生的成本，不仅能提升环保意识，而且还能为必要的环保设施如污水处理厂提供资金。
另一个挑战是人口结构的变化。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行，中国15岁至59岁的工作人口数量开始下降，一些部门的工资已经开始上涨。鼓励人口从内陆省份向繁华沿海地区转移，推行户籍制度改革，将有助于减轻中国东部地区逐步出现的劳工短缺问题。但这样做也有缺点，虽然在国家开发计划的持续扶持之下，内陆省份的吸引力有所提升，但西部向东部的人才流失，阻碍了内陆省份的长远发展。这可能导致地区差距，即东部和西部省份之间的收入和财富差距持续甚至进一步扩大。
2013年年底，天津的人均GDP值仍是贵州的5倍，西藏居民的人均存款只有北京居民人均存款的13%。
此外，由于劳动力向东南沿海和发达省市转移，内陆省份的老人由谁来照顾的问题也日益严重。在未来20年内，65岁及以上的人群数量将增加一倍以上。到2035年，该年龄段的人数将达到2.82亿。这意味着，中国的退休人口将超过欧盟和美国之和。其中超过1200万人可能需要长期护理。随着家庭结构的解体，护理照看和护理院的需求将日益增加。
但是，鉴于中国正在经历城市化进程，中国有机会实现无障碍、年龄友好型城市化发展。城市规划师和开发商在规划未来城市时，应该将老龄化问题考虑在内，以实现城市化目标：无障碍的住宅和公共建筑，方便的医疗和护理设施、超市和商店以及公共交通工具，帮助老年人保持独立。
私人养老保障需求
在人口老龄化之后孕育而生的问题是，如何为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退休计划提供资金。如果退休年龄不逐渐增加，到2050年，15岁至59岁工作年龄的人群与60岁及以上人群的比率将达到100∶62；如果将退休年龄提高至65岁，老龄人口抚养率（老年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仅为39%。目前，15岁至59岁人群与60岁及以上人群的比率为100∶22。
考虑到中国社会的快速老龄化，以及至今仍覆盖率较低的公共养老金制度，私人养老保障对防止老年贫困必不可少。补贴和税收减免等激励措施，有助于提升私人养老保障的吸引力。
此外，要打造更全面的投资组合，储户需要获得更广泛的产品，包括存款、证券和保险。随着私人养老保障和长寿风险保障需求的日益增加，人寿保险的需求将进一步增加。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到2020年中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寿险市场。
在此背景下，确保金融体系和市场主体的稳定，保护消费者权益至关重要。
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通过高效的监管促进竞争，将有利于消费者。这也意味着对外资竞争的开放，促进国内和国际公司之间的知识转移。
鉴于上述挑战，中国的改革措施什么时候实施，将成为中国政府的决定性因素。虽然大的变化总会带来新的风险，但是改革方案的任何延迟都会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的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