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扬：去杠杆不会一蹴而就
发布时间：2016-02-01 10:29:15 作者：丁萌 来源：中国保险报·中保网
有言论显示，“下一轮危机仍然是杠杆率提高的危机，是债务危机，只是债务主体转到广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于这样一个预警，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不能不高度重视。因此，“十三五”规划建议指出，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降低杠杆率。在中央经济工作会上，又重申此要求，明确了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而去杠杆将成为今后非常长时期内一个艰巨的任务……
□记者 丁萌
在经济新常态下，“去杠杆”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工作。如何认识杠杆？如何理解在经济下行期内出现的一些现象？去杠杆过程中应该有哪些侧重点？这些问题一直被经济学界和各行业广泛讨论。在近日举办的中国保险学会2016年学术年会上，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扬指出，中国经济新常态中的一个最大风险就是杠杆化，政府或者央行对债务进行处置，短期能够收到效果，中长期将呈现出国家债务的增加。
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上升需高度警惕
杠杆率指资产负债表中总资产与权益资本的比重。由李扬领导的研究小组编制了12年（截至2014年底）来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同时在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总框架下，对居民、非金融企业、金融企业、政府以及国外几个部门的杠杆率做了细致的分析。延续企业经营中杠杆率的概念，在研究过程中，国家杠杆率指的是一个国家主体债务占GDP的比重。
根据研究结果，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国家负债率在上升，从2007至2013年，负债率由41.8%提高到49%，上升了7.2个百分点，其中上升比较快的有3年，而这3年都与经济不景气有关，所以国家负债率的上升，与全球危机的蔓延和国内经济下行密切相关。李扬认为，因为经济下行通常会导致杠杆率上升，我国政府在这个时候提出去杠杆，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从1996年到2014年，中国各部门的杠杆率变化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中国加入WTO之前；加入WTO之后和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金融危机之后。在加入WTO之前，中国的杠杆率是持续上升的；从加入WTO到金融危机之前，中国杠杆率是平稳而且略有下降的；而金融危机之后，杠杆率又进入了上升的通道。其中居民杠杆率本来很低，但随着对消费的鼓励以及住房贷款和消费贷款业务的广泛推行，居民杠杆率从无到有，并且迅速提升。
更值得注意的是非金融部门杠杆率的情况。金融危机前中国企业的杠杆率相对平稳，但在金融危机后迅速上升，而且势头一发不可收拾。李扬表示：“在中国，企业负债生产甚至高负债生产是惯例。由于中国的企业和银行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企业如果出了问题银行也一定会出问题。由于银行大部分是国有的，和财政联系在一起，所以银行部门或者广义的金融部门出问题，国家财政会就出问题，从而导致经济出问题。” 中国非金融部门负债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195%上升到2014年的317%，增了122个百分点；而杠杆率从2008年的98%，提升到2014年的149.1%。李扬表示，一般来说90%是一个安全线，可以看出中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在世界处于高水平。
但从资产端来看，以最宽的口径计算，我国资产的净值是103.3万亿元，其中具有高流动性的主权资产净值是28.5万亿元。李扬认为，有这样的资产规模做支撑，我国不可能发生债务危机。
三大对策推进去杠杆
李扬提到了去杠杆的三个对策。首先，偿还债务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过资产出售换取现金。但李扬指出，市场一起出售某类资产，在转让资产的过程中如果找不到交易对手，资产都会急剧贬值，这就是美国和日本在金融危机中发生的情况，也就是资产负债表出现衰退。这是日本20多年来遭遇的困境，而美国和欧洲经济的反复，其实也是资产负债表衰退的问题。李扬表示，作为本来应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在资产负债表衰退中会有债务最小化的倾向，这将导致经济螺旋性的通货紧缩。
第二个对策是财务减记，效果和还债一样，但减记连带着道德风险，减记债务实际违背信用纪律，也市场经济思路不符，所以减记只能非常小规模地开展。
第三个对策则是政府和中央银行对债务进行购买，这也是美国进行量化宽松以及欧洲央行以及日本政府的做法。短期来看，这样的做法一定程度是可行的，因为在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只有政府可以不受本身资产限制来超额运用资金，这一对策能使得危机得以缓解。但所有的操作都有负面效应：中长期来看，政府承接债务需要资金，但在危机时期不能增税，于是唯一的选择就是借债，因此在反债务的过程中实际债务增加了。这也是美国出现财政悬崖、政府关门的原因所在。
李扬团队研究结论显示：一个国家降低杠杆率的唯一出路，是控制债务增长速度的同时保持中高速的经济增长，因此我国需要扎扎实实地进行供给侧改革，而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李扬认为，“降低杠杆率要准备打持久战”。
有言论显示，“下一轮危机仍然是杠杆率提高的危机，是债务危机，只是债务主体转到广大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对于这样一个预警，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不能不高度重视。因此，“十三五”规划建议指出，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降低杠杆率。在中央经济工作会上，又重申此要求，明确了五大任务——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而去杠杆将成为今后非常长时期内一个艰巨的任务……
□记者 丁萌
在经济新常态下，“去杠杆”无疑是至关重要的工作。如何认识杠杆？如何理解在经济下行期内出现的一些现象？去杠杆过程中应该有哪些侧重点？这些问题一直被经济学界和各行业广泛讨论。在近日举办的中国保险学会2016年学术年会上，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李扬指出，中国经济新常态中的一个最大风险就是杠杆化，政府或者央行对债务进行处置，短期能够收到效果，中长期将呈现出国家债务的增加。
非金融部门杠杆率上升需高度警惕
杠杆率指资产负债表中总资产与权益资本的比重。由李扬领导的研究小组编制了12年（截至2014年底）来的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同时在国家资产负债表的总框架下，对居民、非金融企业、金融企业、政府以及国外几个部门的杠杆率做了细致的分析。延续企业经营中杠杆率的概念，在研究过程中，国家杠杆率指的是一个国家主体债务占GDP的比重。
根据研究结果，金融危机以来中国的国家负债率在上升，从2007至2013年，负债率由41.8%提高到49%，上升了7.2个百分点，其中上升比较快的有3年，而这3年都与经济不景气有关，所以国家负债率的上升，与全球危机的蔓延和国内经济下行密切相关。李扬认为，因为经济下行通常会导致杠杆率上升，我国政府在这个时候提出去杠杆，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从1996年到2014年，中国各部门的杠杆率变化大致分为三个阶段：中国加入WTO之前；加入WTO之后和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金融危机之后。在加入WTO之前，中国的杠杆率是持续上升的；从加入WTO到金融危机之前，中国杠杆率是平稳而且略有下降的；而金融危机之后，杠杆率又进入了上升的通道。其中居民杠杆率本来很低，但随着对消费的鼓励以及住房贷款和消费贷款业务的广泛推行，居民杠杆率从无到有，并且迅速提升。
更值得注意的是非金融部门杠杆率的情况。金融危机前中国企业的杠杆率相对平稳，但在金融危机后迅速上升，而且势头一发不可收拾。李扬表示：“在中国，企业负债生产甚至高负债生产是惯例。由于中国的企业和银行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企业如果出了问题银行也一定会出问题。由于银行大部分是国有的，和财政联系在一起，所以银行部门或者广义的金融部门出问题，国家财政会就出问题，从而导致经济出问题。” 中国非金融部门负债占GDP的比重从2007年的195%上升到2014年的317%，增了122个百分点；而杠杆率从2008年的98%，提升到2014年的149.1%。李扬表示，一般来说90%是一个安全线，可以看出中国非金融企业的杠杆率在世界处于高水平。
但从资产端来看，以最宽的口径计算，我国资产的净值是103.3万亿元，其中具有高流动性的主权资产净值是28.5万亿元。李扬认为，有这样的资产规模做支撑，我国不可能发生债务危机。
三大对策推进去杠杆
李扬提到了去杠杆的三个对策。首先，偿还债务最直接的方式就是通过资产出售换取现金。但李扬指出，市场一起出售某类资产，在转让资产的过程中如果找不到交易对手，资产都会急剧贬值，这就是美国和日本在金融危机中发生的情况，也就是资产负债表出现衰退。这是日本20多年来遭遇的困境，而美国和欧洲经济的反复，其实也是资产负债表衰退的问题。李扬表示，作为本来应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在资产负债表衰退中会有债务最小化的倾向，这将导致经济螺旋性的通货紧缩。
第二个对策是财务减记，效果和还债一样，但减记连带着道德风险，减记债务实际违背信用纪律，也市场经济思路不符，所以减记只能非常小规模地开展。
第三个对策则是政府和中央银行对债务进行购买，这也是美国进行量化宽松以及欧洲央行以及日本政府的做法。短期来看，这样的做法一定程度是可行的，因为在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只有政府可以不受本身资产限制来超额运用资金，这一对策能使得危机得以缓解。但所有的操作都有负面效应：中长期来看，政府承接债务需要资金，但在危机时期不能增税，于是唯一的选择就是借债，因此在反债务的过程中实际债务增加了。这也是美国出现财政悬崖、政府关门的原因所在。
李扬团队研究结论显示：一个国家降低杠杆率的唯一出路，是控制债务增长速度的同时保持中高速的经济增长，因此我国需要扎扎实实地进行供给侧改革，而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李扬认为，“降低杠杆率要准备打持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