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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中国企业跨境并购:科技与消费领域成重点

发布时间:2016-06-28 10:11:05    作者:丁萌    来源:中国保险报·中保网

记者 丁萌

跨境并购在2016年继续成为主题词,并且热度比2015年更高。

摩根大通在今年6月发布的关于跨境并购的报告中指出,2015年全球并购交易量达到5万亿美元,在2014年的基础上增长了31%,创下历史新高;其中签订合同价值超过300亿美元的交易有20宗,相比来看,2014年价值超过300亿美元的交易只有8宗,而2007年只有5宗。

摩根大通认为,2015年全球并购活动的特点是转型性大型交易增多且跨地区交易激增,而全球经济放缓以及创纪录的企业现金余额等诸多宏观因素,是大量跨境并购行为出现的原因。

中国仍是亚太地区并购动力源

从地区来看,摩根大通指出,亚太地区跨区交易同比增长49%,北美跨区交易增幅48%,而欧非中东地区入境并购活动在2015年增幅为58%。但从交易总量来看,亚太地区作为近年来并购活动的增量市场,在2015年和2016年的前四个月仍然是推高全球并购活动热度的主要地区。摩根大通称,亚太地区的并购量由2013年的7480亿美元增长到2014年的1万亿美元,然后在2015年增长至1.5亿美元,同比增幅分别为33%和48%,而在2016年,截至前四个月,亚太企业并购境外企业的活动占全球并购活动比例,由2005年同期的16%增长至40%。

在报告中,摩根大通指出,在2015年和2016年,中国企业的并购活动激增。在2013年,中国的并购交易量为2590亿美元,而在2015年交易量达到7350亿美元,两年内翻了两番。在2016年前四个月亚太地区前十大的跨地区交易中,有7宗交易的收购方是中国公司。

摩根大通指出,今年前四个月,中国企业的对外收购交易总额已经达到960亿美元,已经远超去年590亿美元的总量。对此,摩根大通亚太区并购部联席主管顾宏地表示,其中中国化工收购先正达的交易涉及464亿美元,是推高前四个月中国对外收购交易总额的主要原因。“以前很难想象一家中国公司去完成如此大规模的收购,但今年发生了,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也说明中国企业参与的并购交易在复杂程度及规模等方面,都达到了全球比较领先的水准。”

并购目标:向科技、产业技能和消费转移

摩根大通认为,中国GDP两位数增长的时代延续至2010年,显著特点就是迅速的产业扩张与城市化,而中国国有企业必须依赖在能源与资源领域的海外并购来推动增长。而随着中国经济日益成熟,并且设定了更可持续的经济增速,境外并购的优先重心从原来的能源和资源行业转移至科技与消费性行业,同时自然地,境外并购的目标从资源丰富国家转向发达国家。

顾宏地认为,2016年中国企业海外并购可能会创造历史高点。对于推动并购激增的主要推动因素,摩根大通在报告中称,首先是中国经济正在从出口型制造业经济向科技、产业技能及消费驱动型经济转型,中国公司通过收购北美与欧洲地区的公司来提高技术能力并推动中国工业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进而获得能够匹配中国日渐崛起的消费者对于高价值品牌的需求,此外借助并购,中国企业可以在具有战略重要性的市场与地区建立起规模与分销网络。

其次,随着中国向消费与服务型经济进行再平衡,中国公司开始需要通过境内和境外的并购来提升其放缓的内生性增长。此外,国内具有吸引力的高性价比资产较为稀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中小企业的整合潮降低了中国收购方在境内可收购的目标公司数量,而且中国的独立公司通常青睐公开市场交易,同时考虑到本土估值基准的水平,中国公司普遍对估值有着较高的预期,估值差距正推动中国公司将目标投向海外。而从宏观环境来看,央行相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其他相关政策提供了有利的融资环境以及政治环境,同时随着收购的海外资产的规模与质量不断提升,寻求境外并购的中国企业越来越倾向于利用目标公司融资的非追索权融资方式。

特征:中国企业不看重门槛收益率

顾宏地提到,中国的并购方一般分几大类,一类是国企,一类是私企,一类是私募基金。“这三种所展现出来的交易过程中的态度也不大一样,国企总体来说是一个整体决策,可能在过程中会比一般的私企和私募基金慢一点,因为国企的决定机制有其必要的程序——当然有些国企相对有经验,或者是他们的领导相对参与比较深,在过程中推动比较快。中国的私企则有些不同的特征,就是他们根据决策者和个人的因素来决定交易推进的程度、进取程度有多大,受个人的影响多一点;而私募基金参与的交易中,有些是他们主导的,有些是跟中国的战略公司一起做的。”

而对于被收购的西方公司来说,中国企业的并购行为与其他西方国家企业的并购行为有一定的区别。在时间上看,中国企业作为并购方仍然需要较长的流程准备期,根据摩根大通对亚洲并购领军企业的一项调查,中国企业的竞购准备期最长可达六个月,而不少西方企业只需要一至两个月。而在交易准备和执行过程中,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或没有任何并购经验的企业,取得预审批和完成各项内部流程所需时间更长。

在估值上看,中国并购方更注重长期价值创造,评估潜在收购目标时通常会设定一个较长的投资期限,而与北美和欧洲企业相比,中国企业在作为收购方评估战略收购项目时所采用的门槛收益率相对较低,有时甚至不将其作为考虑因素。由于投资期限较长同时门槛收益率较低,中国企业作为收购方对于资产的估值更高,当然能够支付的溢价也就相应更高。

另外值得关注的是,中国企业在作为并购方时强调在交易前以及交易过程中与被收购企业的管理层建立某种联系,而在海外并购完成后,中国企业一般会希望保留目标方管理团队——摩根大通认为,一方面中国企业明白自己对于海外市场情况缺乏了解,立即接手业务运营难度较大,另一方面中国企业非常看重被收购企业的知识产权。对此,穆迪全球保险与投资管理部董事总经理Simon Harris认为,并购成功很重要的一点是保持被收购公司管理层的稳定,“据我所知,很多中国公司在并购后都会保持被收购公司管理层的稳定;在一些特定的行业,被收购公司的CEO或者CFO等在开展公司的业务时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

并购交易确定性意味信任度

对于是否存在中国企业在并购竞价中比其他国家出价高的现象,顾宏地称,从他的经验看并不能支撑这样的论断。“这里涉及的问题是谁是最合适的买家,或者是某一个时间段什么样的买家出什么样的价格,价格完全是由竞争决定的,价高者得也是很正常的现象。”

不过,顾宏地指出,一个企业的董事会在决定是否将一个资产卖给一个买家时,会评估两点,一是价格,一是确定性,尤其是让卖方公司认为买方公司在交易的前期以及执行都具有较强的确定性。“中国买家需要做的是,在交易过程中把自己变成有信任度的买家,觉得中国买家很靠谱,在谈交易时有诚意有经验,做的工作都非常细致,卖方公司对中国买方的信任度自然会提高。”

顾宏地表示,在这个过程中,在交易的文件和交易融资方面中国企业要提供非常好的确切性,将需要考虑的风险纳入到整个方案中,并且设计好风险对冲方案,这就可以极大提高中国企业在收购过程中的确定性,“所以卖方并不是单独以价格作为出售与否的衡量标准,更重要的因素是怎么样让我们的方案和计划让卖家董事会觉得风险最低,这才是最好的因素,而不是价格的区分。”

不过摩根大通在报告中指出,围绕中国企业作为并购方仍然存在一些潜在疑虑。总体而言,与多数西方交易对手相比,中国公司并购的执行经验较少。经验丰富的收购企业对交易执行有更深入的认识,效率也更高,而相比之下毫无经验或经验较少的收购企业则对于常见的交易流程和执行步骤缺乏了解。

另一个关键问题是资金确定性。与西方企业的并购融资相比,中资企业海外并购的资金来源更为复杂,透明度也较低,收购资金可能来自政府投资工具、信托结构、财团以及鲜为人知的私募基金等多种渠道。顾宏地也表示,资金来源越简单越直接越好,“最好是现金在进银行账户后停到这儿了,不需要任何的审批,那是最简单的。”

顾宏地认为,就目前来看,中国企业在全球并购中最欠缺的,一是交易过程中的能力,一是交易做完之后的能力。“从顾问角度来说,工作到了交割之后就结束了;作为买方来说他要把这个事情做成的话,不光是买下来,买下来之后如何实现其整合效应,实现更大的商业成功,需要考虑方方面面。”

资料来源:摩根大通发布的跨境并购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