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张爽
如今走在唐山街市里，几乎已看不出地震留下的痕迹，林立的高楼，喧闹的商场，以及拥堵的交通，和一座普通的城市并无差别。
或者说，还是有差别的，曾经钢铁、煤炭产量的名列前茅，现在京津冀雾霾的肆意笼罩，让唐山经常成为网络段子手们调侃的对象。
如果不是刻意提起，40年前那场让一座工业城市毁于一旦的地震，并不存在于那些未曾经历过的人的记忆中。
然而，它给这座城市打下的烙印却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模糊。
中国·唐山地震博物馆前，头顶烈日的工人正对着刻有死难者名字的纪念碑作业，我问，是在修复吗？回答说，新刻的，人太多了，要分批刻。
与1986年修建的老抗震纪念碑临街而望的，是代表唐山新风貌的唐山百货大楼，不远处几栋高层楼房傲然挺立，看上去与其他的市中心一样时尚而现代。不同的是，据说这些高层建筑物的一层已经出现裂缝。由于地震的影响，在唐山，很多地区是不能修建高层的。
而对于有些幸存者来说，伤痛已经融于后来的生活。姜立梅曾经有一个要好的同学，在地震中和哥哥姐姐一起变成了孤儿，地震后不久的一段时间里，大哥总是打妹妹。现在想来可能是因为一边要承受失去父母的痛苦，一边要承担为人父母的责任，过大的压力让男孩暴躁不已。
刁敏家旁边原来住着桥梁隧道领域一位早期的专家，据她回忆，就是这位专家把茅以升招进了唐山铁道学院，也即现在的西南交通大学。专家和妻子在这次地震中去世，留下了两个年轻的女儿。失去了父母的照顾，两个姑娘很快嫁人，并成了最后一批返城的知青。刁敏说，现在偶尔还能在路上遇到她们，看得出生活状况一般，“如果当时她们的父母没死，也许会好很多。”
在亲历者看来，曾经让很多人在电影院里泣不成声的《唐山大地震》，“把地震美化了”，“真的唐山地震要比演的惨烈十倍，还不止”。但令我感到惊讶的是，虽然说到动情处声音也会哽咽，可在回忆往事的时候，这五位受访对象的语气十分平静。
让他们印象最深刻的，不是地震的惨烈，而是震后那段“自力更生重建家园”的日子。从简易帐篷到简易棚，再到翻盖平房，十多年简陋的居住环境成为那个年代人的共同记忆。最初的简易帐篷是临近的人们抽出已经倒塌的房棱和木椽搭起来的，上面蒙一层塑料布，后来救援部队赶到才有了油毡，在这样的环境中，有饭大家分，有水大家喝，有困难大家帮……他们在讲这段故事的时候，几乎都会说到一句话：“那个时候不像现在，人们的思想都特别朴实。”以至于有那么几个瞬间，我甚至认为，那段生活于他们而言是不是有些“珍贵得令人怀念”。或许过滤伤痛，留下美好本就是记忆的一种本能。
不过，在采访过程中，最启发我的是王悦贤的一个观点，他说，任何灾难之后的人员伤亡、恢复生产等问题，通过募捐，通过“八方支援”是解决不了的。现在我们主要还是依靠国家，依靠政府，今后能不能加入保险的制度安排？或许，这个问题需要所有关心巨灾保险的人一同思考。
今年4月，世界园艺博览会在唐山开幕，而世园会的所在地就是40年前唐山地震的震区。我不知道这样的安排是否是有意而为之，但我在唐山遇到的每个人都会对我说，“你去我们世园会看过没”或者“你去我们世园会看看吧”。我想，在唐山人眼里，已经把世博园当成四十年来“自力更生、重建家园”的有力证明。
亲历者—孙岐全 唐山市保险行业协会秘书长
1954年4月出生，家住唐山市丰南区胥各庄镇萝卜坨村，地震时在外当兵，1986年进入保险行业。
地震的时候我在石家庄当兵，部队是双层床，我睡在上层，一晃荡我就从上边跳下来，跑出去了。第二天一听广播，是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我就感觉事儿不妙，因为我老家就在丰南、丰润交界的一个地方。但是听不到消息，我们团160多个唐山人，不让探家，整天有人看着我们。通信也中断了，电话也没有。听不到家里的消息，我们就总在一块儿议论这个事，我就是那时候学会的抽烟。其实我当时也是救灾的预备队，在汽车连，我的车装了一车面粉随时准备出发。
地震的时候，我父亲在秦皇岛昌黎县的一个公社当社长，不在家。房子倒了以后是我母亲先出来的，然后把他们都扒出来，我奶奶被房子的一根棱子把脑袋砸坏了，后来运到陕西宝鸡住院。我一个弟弟脚趾头的大筋给砸断了，给送到陕西西安。
之后，部队推荐我去中国人民解放军运输技术学校学汽车修理，一听说是唐山人，还是不让回家。
差不多是1978年放暑假才回去，一下火车到丰南，我就傻眼了，什么也没有了，砖头压油毡倒一片。我的家离丰南县城有八华里，之前和家里也联系不上，走到家一看家里那个破房子，我就哭了。我家当时那房子是1972年盖的，我妈就说：“哭啥啊，人都在。”全村就三间房子没倒，其他全倒了，村里面1200多人，死了240多个。
亲历者—王悦贤 人保财险滦南支公司经理
出生于1963年7月，地震时家住唐山市丰南区宋家营，于1990年进入保险行业。
我的老家宋家营，地震的时候房子倒了。当时我奶奶跟我妹妹在我家西屋睡，我跟我妈在东屋睡，我弟弟在姥姥家睡，跟我家隔了7、8个门口。我父亲没在唐山。
当时老家是土坯房，上边是苇草，所以房顶比较轻。房子倒了之后，我和我弟弟几乎是同时出来的，因为我们都还小，有个缝儿就钻出来了。我弟弟比我还小两岁，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时候天热，我们睡觉都是光着，所以出来的时候是全裸的，很冷，他就又钻回去了。但余震又把他埋到里面，大家又把他抠出来。当时下着雨，出来以后还是冷，咋办啊？正好隔壁有两头小猪，他就抱了俩小猪取暖。我妹妹和我奶奶是我们和隔壁的很多人一起抠出来的，很费劲，出来之后她们都是晕的，还有点呼吸。
后来，村干部就把我们领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岁数大的就背着，像我们这么大的就跟着，去一些空旷的地方待着。然后就组织搭棚子，房子倒了之后，把剩的椽子接到一起，上面蒙一层塑料布，每家都有塑料布，都拿出来一块儿用，真的是共产主义了。吃的也是，第一想到的就是自救，你家有面，就扒拉点儿汤，你家有米，就下点儿粥。
其实村里伤亡也不小，死亡率大概是27%、28%，当时看着没什么感觉，我们西边有一个坟地，都往坟地里边送。
有一天晚上我们吓坏了，传言说“来水了，要海啸了，赶紧做准备吧”。大晚上，岁数大的、岁数小的、动不了的，全想办法往高处走，手电筒、提灯全用上了。当时我爸交代说：“你帮我，我背着你奶奶，你带着吃的东西。”结果还是一场乌龙。
还有一个印象深刻的事儿，我们原来是黑土地，突然冒出一堆堆沙子，密密麻麻的，中间还有个小孔，往外喷水。还有一个机井，不用抽水机去抽，整天的往外喷，地震之后喷了有小半年。
亲历者—刘洪波 人保财险路南支公司经理
1963年出生，地震时家住唐山市路南区爱国里19排4号，于1983年进入保险行业。
地震之前给人的印象就是特别热，热的人都上房顶睡觉。
地震的时候我父亲去石家庄开会了，我哥在武汉当兵，另一个哥在丰润下乡，我和母亲、二姐正好赶上。也不知道地震了，就听见（我母亲）喊：“赶紧醒了，赶紧醒了。”我们就赶紧往桌子下面钻。等着都震完了，我二姐还没醒呢，真是要死都不知道咋死的。
地震是波浪式的，我们家正好是低谷，房子没倒，拱起来的就倒了。因为过去的房顶都是这么厚的预制板，塌了以后根本掀不开，基本上有几口死几口，能活一两个就很不容易了。
火车中断了，我也忘了我父亲是从哪走回来的。但他那时候在公安局上班，回来直接就到地区公安处，连家都没回，家里死活也不知道。后来知道，我奶奶地震被砸死了，我亲叔伯大哥的媳妇儿和肚子里的孩子也死了。但那时候还小，也不是太懂。装尸体的塑料袋子，就在路上摞着，然后老百姓就在路边睡觉，已经不知道害怕了。所以，你看打仗挺残酷，要是经过地震，你就知道战争不可怕。
现在比那个时候先进多了，刚发生地震，部队马上携带现代化的设备进去救灾。我们那个时候，部队就是扛着锹笃笃笃地跑进来，没有先进设备，基本上都是人工（救援），后期才进来点吊车什么的。现在知道，为什么死了那么多人，并不是立刻就砸死的，很多是没有及时救出来。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吃的东西这么充裕，一个地界有一个小卖部。我们那个地界的小卖部没倒，东西拿出来以后，大家伙共同吃。谁要抢东西，私吞了，就一枪打死。
但是这种情况极少极少，人们的思想意识特别团结，互助精神特别强，爬出来一个人就赶紧跟着大家去救伤员，一点儿私心杂念没有。
亲历者—姜立梅 中国人寿唐山市分公司收展总部经理
1968年12月出生，地震时家住唐山市路北区山西刘庄北街平方，于1996年进入保险业。
地震前一天极热极热，难以忍受的热。我们家当时养了一只鸡，晚上不进窝，怎么弄也不进去，后来我妈拿个小棍儿直打它。
地震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赶我醒的时候，其实都已经砸进炕洞里面去了，我是被土炕冒上来的气味给呛醒的，身上被蚊帐包裹着，头上还有一块砖，巧的是房梁掉下来之后被家里的大衣柜支上了，我身体比较小，所以留出的那个空间就把我包围住了，没受伤。我爸的腰和腿都砸折了，后来转院到河南郑州，我妈的脚踝骨砸坏了，我姐是头砸坏了，房棱上的一根钉子正好扎进她的脑袋，我哥被砸进炕洞里面，根本就不省人事了。
但我爸是清醒的，我和我姐钻出来之后，他告诉我姐到外面叫人，后来就把我们家里人全都给扒出来了。
出来之后，水也没有，吃的也没有。市政府前面有个公园，公园里面有个游泳池，刚开始的时候就喝游泳池里水。然后大家就把自己家能扒出来的东西拿出来，都放一起，大家分。
后来，解放军的救援部队就到了，每天都有大量的救援物资。比如空投的有大饼，压缩饼干。但因为是夏天，刚出锅的大饼，等到投下来分到我们手上的时候，已经馊掉了。包括压缩饼干，那时候连打嗝都是那个味儿，所以我现在就不爱吃饼干，闻到那个味道当时那种场景就会浮现在眼前。
其实最初的时候我还不太懂，对死人的概念也没有，哪有热闹就跟着看。有一个记忆一直比较深刻，就是很长一段时间都能看到好多人的眼、脸一大部分是紫黑色的，现在回想起来，有的可能是被砸的，有的可能就是生生给憋的。那时候咱们也没有工具，全都是用手来救人，速度很慢。我就亲眼看着人挖出来之后，现场做人工呼吸，但是眼看着这个人腿手一松，大小便失禁，就那么一瞬间，怎么救援也不行了。
所以那时候空中投放物资的同时，每天还有大量的飞机撒药，因为死的人太多，又是炎热的夏天，腐尸都来不及处理。当时，我们小学旁边有一栋楼，震后好几年，楼的废墟还在，死人的大腿都成了木乃伊，还在那放着，应该是当时砸的肢体分离了。现在回忆起来，应该是个大人。
其实我们唐山人特别不愿意回忆这些东西，我姥姥和我老姨都是在这次地震中没的，房子倒了，被砸到里面。而我就是地震前一天才从我姥姥家回来的，我爸是每个月27号发工资，按照我们家的习惯，我爸要带着我们三个孩子下饭店，所以那一天我就一定要我妈妈把我接回家，就这么一接，救了我一命。
亲历者—刁敏 人保财险路南支公司业务员
1955年4月出生，地震时家住唐山铁道学院西新14舍，于1985年7月进入保险业。
地震的时候我正在遵化县下乡，不知道为啥，地震前一天晚上特别兴奋，我们弄了不少桃子，大家一起说到很晚才回宿舍睡觉。
就听咣隆隆一声，房子开始晃荡，也不知道啥叫地震，这时候旁边的男青年就敲门，喊：“赶紧出来啊！”出来一看呐，房子啥的都倒了，在我们前头来的那些已经成家的老大姐们，一家几口全都埋在下面了，我们就赶紧帮着扒。我记得有一个是一家三口全都不行了，有一个是腿不行了，现在坐着轮椅。把他们扒出来之后，也顾不上安置，剩下我们8个人都是唐山市里的，就想方设法地回自个儿家。
当时也没有车，我们就搭一段拖拉机，走一段，又搭一段农用车，走走停停。进了唐山之后，一路哭到家。路两边全是衣着不整的人，到处都是石头、血、断壁残垣，每个人都神色匆匆，哭的喊的，场面特别混乱。总有人喊着，“帮帮我啊”。我们能帮就帮，或者扶着走一段，或者给件衣服遮一遮。当时我们青年点的房子没倒，走的时候带了一些衣服什么的。最后到家的时候，我就剩一个书包了，有的人最后连书包都给人家了。
其实当时也分不出哪是家了，全都砸平了。我们这8个人，5男3女，这5个男的就负责把我们3个女的家找到了。
我们家当时住在唐山铁道学院里（现为西南交通大学），属于别墅式的，房子比较结实，倒得不厉害。我两个姐姐下乡在外地，三姐跟爸妈住在一起，都没受伤。
后来就开始发塑料布，发油毡，搭简易帐篷。我们那个院都是知识分子家庭，娇生惯养的，没干过这种活儿。可能是因为我在农村干了这么多年，给我一捆油毡，我也能扛起来就走。就和几个男的在一起，给这家整几捆，给那家整几捆。这样折腾了差不多二十多天，心情渐渐就平复了，也面对现实了。
我们搭的简易帐篷都离自己家不远，能到原来的地方找个锅，找个锹啥的，扒出来敲打敲打接着用。印象最深的是喝的水，那时候家里有花园，花园的泥坑里有点水，就弄出来，把灰撇撇。这样的水还是存着存着，想法的别浪费，后来存的水都有味儿了。当时蜡烛也是特别紧缺，现在我还一直舍不得扔蜡烛。
现在我每每想起来那些穿白色衣服的部队的人，戴着口罩，推着拉尸体的车经过，那种味道……想着刹那间毁了多少人。我感觉挺幸运。
本版文字由本报记者张爽整理
照片由受访者本人提供
本版制图：康家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