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韦 胡刚 黄明明
当前，各类指数成为识别社会或者社会现象的一种重要工具。在互联网某百科作如下解释：基尼系数是指国际上通用的、衡量一个国家或者地区居民收入差距的常用指标，系数越高表明社会贫富差距越大；恩格尔系数是指食品支出在个人消费支出中的比重，衡量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家庭的富裕程度，系数越高表明越贫穷；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反映居民家庭一般所购买的消费品和服务项目价格水平变动情况，其高低在一定水平上说明通货膨胀的严重程度。本文试图研究保险欺诈指数，用来衡量保险市场保险欺诈程度，系数越大表明欺诈程度越高；反之，系数越小表明欺诈程度越小。
研究保险欺诈指数，始于研究各类保险欺诈的发案规律，立足于解构每一类保险欺诈案件的具体链条。所以，对保险欺诈链条解构的科学性、合理性成为研究保险欺诈指数的基础。
解构保险欺诈链条：从简单到复杂
理论上讲，解构保险欺诈链条具有多种标准和不同的切入点，自然就会有不同的解构结果。本文解构保险欺诈链条，综合考虑保险欺诈采取手段残忍性、涉及主体种类的数目、保险诈骗金额大小等情节，从简单到复杂，以此为基础得出保险欺诈指数设计的一个基本逻辑。
1.在机动车辆保险中的“掉包”欺诈。此类欺诈通常是临时起意，目的在于避免承担经济损失而不是增加收入。真实驾驶人在出险瞬间存在酒后驾驶、毒驾、无证驾驶以及驾驶证件超过有效期等。此类案件公开报道比较多，本文不再赘述。在保险欺诈指数设计逻辑中，此类保险欺诈案件指数归属于最低区间，此类保险欺诈案件发案高低取决于司法部门、公安交警等部门对违规驾驶打击的力度。
2.在健康保险中的“带病投保”欺诈。此类保险欺诈通常是临时起意，目的在于避免承担经济损失而不是增加收入。此类案件报道比较多，可以参见笔者撰写的《无锡骗保案对保险经营的启示》，本文不再赘述。在保险欺诈指数设计逻辑中，此类保险欺诈案件指数归属于最低区间。此类保险欺诈案件发案高低取决于国家医疗实名制、全民健康档案建设等基础工作推进的力度。
3.在机动车辆保险中的团伙诈骗案件。此类案件通常是蓄谋已久、有组织、有分工，目的在于以此为增加收入的途径和载体。本文以保险主流媒体刊载的《内蒙古乌海成功破获一起特大车险诈骗团伙诈骗案》为例进行解构，是因为该案件故意制造的交通事故数量多、诈骗金额大、诈骗空间广、牵涉出违规展业的保险公估机构出具虚假的公估报告。在保险欺诈指数设计逻辑中，此类保险欺诈案件指数归属于中、高区间，可以按照诈骗金额大小化为中高区间。此类保险欺诈案件发案高低取决于保险行业自身经营水平和国家相关部门对车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等基础管理工作。
4.在意外伤害保险中自残保险欺诈案件。此类案件一般是蓄谋已久，主观目的在于通过保险诈骗增加收入。读者可以查阅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等三部门于2014年7月发布的《2007年至2013年江苏十大典型保险欺诈犯罪》，其中披露某S在剁排骨时故意将左食指剁断，经鉴定属于七级伤残。在保险欺诈指数设计逻辑中，此类保险欺诈案件指数归属于低区间，可以按照诈骗金额大小化为低区间的最低类。
5.在意外伤害保险中的故意杀害他人的保险欺诈案件。此类案件一般是蓄谋已久，主观目的在于通过保险诈骗增加收入。此类案件中最典型的是2017年7月17日央视报道的《妻子背后的巨额保险》（下文称“常州骗保案”），因为该案件同时被贴上保险欺诈、故意杀人及保险诈骗罪和金融维权等三重标签，鉴于本文研究的重点，在此不予展开论述。在保险欺诈指数设计逻辑中，此类保险欺诈案件指数归属于高区间。
通过上述分析，由于保险欺诈案件具体表现千差万别，的确很难进行简单的量化。但是，量化为数据又是衡量和评估保险欺诈程度，进而确定完善社会治理、规范保险经营、预防保险欺诈和打击保险欺诈的一种工具，所以推进研究欺诈指数具有积极意义。
辩证关系：决定和反映
研究保险欺诈指数的基础工作是解构保险欺诈链条，所以，梳理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至关重要。
决定。保险欺诈链条是拨去保险欺诈案件表象，深入剖析保险欺诈行为的过程，是对保险欺诈行为人进行保险欺诈行为主观心理活动过程，反映出保险欺诈主观恶性大小，决定了保险欺诈指数高低大小。
比如，上文列举的常州骗保案，从保险欺诈链条视角看，保险公司经营活动中至少存在瑕疵或者疏漏，一是核保岗走过场，二是变更合同不研究。以此案为对象研究，笔者的出发点不在于保险公司支付了300万元保险金，而是因为此宗保险活动对社会的重创。案中，妻子被丈夫唆使的同学加害，丈夫被依法执行极刑，被唆使人被判处死缓，平添社会事务方面不再赘述。
反映。保险欺诈程度可以用文字进行全面表述，而保险欺诈指数则更直观地反映出保险欺诈程度、性质，有效地辅助甚至取代大量的文字表述。保险欺诈指数数据来源的广泛性、合理性，需要对保险欺诈行为进行提纲挈领式的数字化表达。
用数据量化的手段来表述保险欺诈程度，可以非常直观地衡量和评价区域市场保险欺诈程度，也可以衡量和评价区域市场社会治理完善程度、保险公司经营能力高下和保险消费者遵纪守法意识高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