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小川：贸易问题可能引发全球货币竞争性贬值

【记者 张爽】

6月14日，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在第十一届陆家嘴论坛（2019）上表示，针对贸易战采取的积极或者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会在恢复市场信心方面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这些政策一般是总量政策，针对性不会太强，难以直接补偿因贸易摩擦受到损失的出口者和进口者。因此，在短期宏观政策调整之外，还应该追求更治本的办法。

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前行长周小川。记者 史方舟/摄

在他看来，治本办法有两个：一是通过贸易谈判、通过WTO改革，使搞错的贸易政策回归正常；二是对于中国来讲，对美国出口减少的部分要尽可能通过扩大销售渠道出口到其他国家。

“贸易上出的问题还是要靠贸易上的办法来根本解决。”周小川说。

他还谈到，贸易领域产生的问题有可能再度触发全球多国货币的竞争性贬值，世界金融秩序也会因此产生混乱，大家都不会得到好处。

周小川希望在即将举行的G20大阪峰会上，全球金融稳定理事会重点研究这个问题，对全球金融市场给予稳定的信号。

以下为周小川发言摘录：

关于中美贸易摩擦对全球经济、全球金融市场包括对中国金融市场的影响，首先，大家都说打贸易战没有赢家，意思是大家的GDP都面临不同程度的收缩，从宏观上来讲，增长放缓或者收缩所会带来副作用，一般会采取一些更为积极或者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调整经济增长速度增强信心方面，宏观政策的调整肯定会起到一定正面的作用。与此同时，这些宏观政策一般是总量政策，它的针对性很难直接补偿到那些因为贸易受到损失的出口者和进口者。首先有一些出口产品出不出去了，数量宽松的货币政策想传导到具体的点是有很大难度的，不可能对症下药。在短期宏观政策调整下，还是应该追求更治本的办法。

从我看来治本办法有两个：一是通过贸易谈判，通过WTO改革使搞错的贸易政策回归正常，这是对症下药。二是对于中国来讲，对美国出口减少的部分要尽可能通过扩大销售渠道出口到其他国家，我认为中国这方面的潜力还是蛮大的。中国现在出口的产品质量相当不错，价格适中合理，全世界70多亿人口，少几个亿的需求之后，还有很多地方可以销售这些产品。在政策制定上要有一些鼓励出口多元化发展的进程，用两三年时间慢慢你可以找到新的出口市场，建立起新的出口市场。出口多元化以后，金融现象反过来对于汇率会产生一定的压力，我认为一方面宏观政策要作出一些响应，另外一方面还要治本，贸易上出的问题还是要靠贸易上的办法来根本解决。这个解决过程当中，肯定对金融市场不同产品不同板块也会产生一些冲击。

我个人对于人民币汇率的走向最近没有太多研究。但贸易领域产生的问题有可能再度触发全球多个国家竞争性贬值。G20国家在上海开会时各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曾达成过共识，大家要共同努力防止出现竞争性贬值，我认为这是G20的工作机制中取得的一项很重要的成果。贸易战如果打起来，很容易再次出现汇率的变化，有可能过去达成防止竞争性贬值的共识会重新受到挑战。如果大家都靠竞争性贬值的话，整个世界的金融秩序也会混乱，大家都不会得到好处。现在有很多市场参与者做出了反应，他们觉得受到损失了，需要作出调整。我希望这件事情随着贸易政策争取调整回正轨，这样市场信心可以得到恢复。G20大阪峰会马上要召开，全球金融稳定理事会应该借这样的场合，重点研究这个问题，对全球金融市场给予一定稳定的信号。

这么多年我们研究宏观经济，其中一个任务就是研究生产函数和消费函数，要弄清楚生产是怎么涨上去的，消费是怎么提高的。科技发展是一个什么函数是取决于什么样的内容造成了科技的发展，我认为科技发展是和科技投入相当有关系，包括人才培养、教育程度还有科研经费和研发经费，研发经费往往有很大的时间滞后，由研发经费吸引人才，建立实验室，买了实验室的设备，又经过多少年的积累最后形成研发产品。在全球来讲，相当大一部分的技术是可以买卖的，使用权是可以买卖的，科研设备是可以买的，过去你没有实验室，你把这些设备都买来了，你就会雇佣很多科研人员，积累慢慢就起来了。

80年代的时候，中国技术人才也很少，科研经费研发经费很少，研发条件很差，那时候就不容易出成果，有些人宁愿到其他发达国家去做实验，在那里发展。这些情况慢慢发生很大的变化，其中一个是政府的有关政策，是否对研发给予充分的激励。中国在改革开放早期财政捉襟见肘也拿不出钱，后来慢慢对于研发的投入以及对于研发税收的扣除等各方面的政策都做了相当大的改进。我认为中国目前的研发也会出越来越多的成果。

从有了投入、有了政策激励，有了设备、有了人才到出结果，有的时间长，有的时间短。现在有很多科技领域的发展能够追上，还有一些东西就是要十年，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功夫才能积累。出现这种情况时，双方都要冷静地看待。中国在某些方面和发达国家还有很大的差距。“铁幕”其实最后不会有太大的结果，也不能根本阻止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科技进步。中国将来在有些方面可能会领先，有些方面也能创造出很多很有市场潜力的新科技和相关产品，这是阻挡不了的。像贸易领域一样，如果大家合作形成的生产力是最有效率的，对大家都最有益。硬要割裂的话，就降低了大家的发展速度，提高了大家的成本。

中国金融需要巨大的转变和改革，过去基础是集中型计划经济，那时候也没有真正的银行，后来我们先把银行体系建立起来了，我们没有直接融资的市场，特别是股权市场很薄弱，因此相当长一段时期里风险投资和支持科技发展的融资方面也都很缺乏。现在我们所有这些都是靠开放带来的，靠开放才知道怎么改，这是一点点的过程，所以开放对中国来讲是非常必要的，进一步的金融开放非常重要。

在中国，不管在银行市场、保险市场、资本市场中，外部资金或者外部机构所占的比例还非常低，所以有很大的潜力。对外开放过程当中，本币要从过去的限制较多慢慢走向可自由使用可兑换，这当然不是百分之百的，一定要注意当前世界资本市场有时候是有异常流动的，同时还要有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等等这些必要的管理。

我个人理解人民币的使用和人民币下一步的前景，很大程度上和美元有互补性，因为当初全球金融危机、次贷危机是在美国发生，美元波动了，流动性不足了，创造了机会大家就寻求使用人民币。从我当时做央行行长角度来讲，那个时点出现对于人民币的需求超出我们事前的预料，大家既然有需求，对于全球的贸易结算、贸易融资、对于邻国金融信心的稳定有好处，我们就推进。推进过程中，有的阶段美元或者欧元表现非常好，这时市场参与者会觉得这挺好的，就有一个互补的过程。

像经济学家所说的，不管怎么努力，金融危机或大或小总会发生。我们看到了很多经济危机，这之前也有纳斯达克股票泡沫的危机，安然事件可能冲击小一点。观察全球，90年代末有亚洲金融风波，没有过十年又有全球金融危机，欧洲、北欧很多国家1990年前后的房地产危机，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未来危机还会不断出现，类型可能有所转换，这种情况下大家对于储备货币、对于价值、对于购买力、对于支付系统的方便性等问题怎么考虑，都会随着大环境不断波动的。我很难想象直线型的前进，当前尽管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在很多方面大家都觉得人民币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但这仍然需要全球市场参与者的自主选择和他们对风险控制的自主考虑。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咨询委员会昨天正式成立，将会讨论如何建设好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我始终认为金融中心核心可能就是资本市场里的这些内容，在如今电子化非常强的时候，金融业务中有很多业务在哪个地方运作都可以，不需要人聚集在一个城市，通过不断见面，不断讨论来做事情，需要看到金融中心哪些事最需要大家聚集到一起来做。

我们的咨委会还没有开始正式讨论，先出了几个题目，如强调股权市场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标准必须要提高，特别强调提高会计标准。同时还要考虑和国际标准的接轨，货币可兑换程度也需要提高。现在我们的监管还存在很多薄弱环节，以金融产品为主的市场我们需要按照标准强化监管。此外，人才聚集、信息通畅这些事情都需要不断往前推进。上海这些年已经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把上海建成国际金融中心的目标早就打出来了，大家的期望值很高，我们还需要做很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