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业:金融业开放“特使”

中国信托业的动力源于改革开放,从引入外资到发展跨境业务,信托公司一步步走向国际,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重要的一员。今天,伴着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信托业又一次站在了开放的潮头。当然“打铁还需自身硬”,信托业要弥补自己在海外资本市场投资经验不足和系统建设相对滞后等方面的短板,才能更好地适应对外开放的需求。

□实习记者 樊融杰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作为金融行业中重要一员,信托业最早担当了整个金融业对外开放的“特使”。早在1982年1月18日,中信信托便以年利率8.7%发行12年期武士债,总额100亿日元。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发行海外债券。

改革开放初期,信托投资公司作为窗口企业,在境外市场发行债券,为中国经济建设筹集了宝贵资金。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的统计,仅1982年到1986年,信托投资公司就在境外发行550亿日元、1亿美元、1.5亿德国马克、3亿港元。

时间到了2010年,中信信托依托强大的集团支持,开始研究中国香港、东南亚、美国以及欧洲的市场。2012年,中信信托就推出了针对美国市场的产品,与此同时,还启动了依托香港作为参与国际金融市场桥头堡的业务战略。2014年,中信信托正式成立了中信信惠国际资本有限公司。

如今在信托业中,像中信这样建立境外子公司的对外开放案例早已不足为奇。从引入外资、实现外资控股到设立香港子公司或在开曼群岛设分公司,信托公司一步步走向国际,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重要的一份子。

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及资本开放的大趋势,信托公司顺应客户海外投资的需求大力拓展“出海”业务,又一次站在了对外开放的大潮之上。

信托业创新方式“出海”

2007年,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印发了《信托公司受托境外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随后在各项政策和市场需求的双重因素带动下,信托业加快了对外开放的布局。

加速设立境外子公司,积极申请跨境业务牌照对信托公司来说都已不再罕见。从最初的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到后来的QDIE(合格境内投资者境外投资)、QDLP(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越来越多的信托公司开始拥有发展跨境业务的牌照资质,而暂时未获牌照的信托公司,也已开始寻找通道途径,曲线涉足海外业务。

目前,在港股IPO基石、锚定投资、海外对冲基金、人民币国际投贷基金、海外发债、中概股回归、海外FOF等方面已都有信托公司客户的身影。

其中QDII业务最为活跃,根据中国信托业协会网站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二季度末,信托业QDII类业务规模超过422亿元。纵向比较,2010年至2014年6月,该业务在信托业的规模都维持在百亿以下。然而,在2015年一季度末,QDII业务就达到了187亿元;到了当年三季度末,规模就攀升至279亿元,2015年最后一个季度,规模又继续升至357亿元。信托业QDII业务的第一个100亿元累计用了4年多的时间,第二个100亿元累计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而第三个100亿元累计用时仅半年左右。

从横向比较看,信托QDII信托业务规模与公募基金的QDII规模差距在持续缩小,2010年QDII公募基金存续规模超过700亿元,是QDII信托业务规模的164.6倍,而到2015年末仅为1.85倍。不断攀升的数字彰显了信托国际化业务发展进入了快车道。

截至2019年5月末,已有25家信托公司获得QDII资质,18家机构获得相应额度。

不仅仅局限于QDII业务,信托资金境外投资的形式还拓展到QDLP、QDIE和人民币国际投贷业务等领域。

截至2015年年底,中诚信托子公司深圳前海中诚股权投资基金在深圳前海注册的机构,也获批QDIE试点资格,随后,中诚信托在2015年7月推出了“睿投”系列和“精选”系列两个QDIE产品获批换汇额度1.45亿美元。两个产品分别投资于境外证券市场及非标准化产品,其中“精选”系列投资的非标资产包括私募股权基金、未上市股权等,大大拓宽境外投资标的,给投资者更多选择。

中诚信托的香港子公司中诚国际资本有限公司也已于2014年获批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RQFII)。ROFII平台引导境外资金投资于境内证券市场,和前海中诚的QFLP平台形成有效互补。在获批QDIE资格后,中诚信托成为拥有跨境业务全牌照的首家信托公司。

中诚信托的跨境业务从资金单向出境,扩展到资金出入境双向流动;从传统的证券投资,扩展到包括对冲基金、衍生品、不动产、非上市公司股权在内的多元化投资标的。

为进一步满足国内资金的全球配置,解决原先境外投资渠道狭窄的问题,中国人民银行还开展了人民币国际投贷基金设立试点。

2013年,中国人民银行原则支持云南省人民政府在云南设立人民币国际投贷基金。2015年2月,中信信托全资子公司中信聚信(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投资设立的云南聚信海荣股权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获得中国人民银行及云南省金融办批准,可以从事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海外贷款业务。中信信托成为国内第一家可从事人民币国际投贷业务的信托公司。

除了传统的海外业务外,一些信托公司还在试水大宗商品、对冲基金、海外房地产。

以平安信托为例,平安信托旗下曾有一只成立于2012年3月23日的半年期的黄金挂钩产品到期,其半年绝对回报近6.5%,年化收益更达到了近13%。作为一只风险水平偏低且投资于海外金融市场的信托产品,该产品的出色业绩引来了业界不少的关注。2014年,平安信托还借助有限合伙产品“海汇元声”,计划募集3亿元,投资海外对冲基金。2016年3月,平安信托又发行了一单投资海外房地产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当前市场环境下,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大,境内资金的跨境配置需求提升,境外投资策略日渐丰富,监管政策逐步放开,QDII资质申请及额度批复进一步扩大等,均有利于信托公司发挥灵活制度优势,布局海外业务板块,海外业务逐渐成为信托公司谋求转型发展的突破口之一。”益普信托研究员夏雨对《中国保险报》记者表示。

外资信托中国掘金路

除了积极鼓励信托公司开展海外业务,我国还积极拓宽外资对我国信托公司的入股比例。

早在2007年,原银监会就放开了境外机构持有国内信托公司股权的限制,同意把境外金融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成为国内信托机构的股东。

当年,原银监会发布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第十条中明确,“单个境外机构向信托公司投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20%,且其本身及关联方投资入股的信托公司不得超过2家”。

虽然仅开放了部分股权,但依旧吸引了不少境外机构入股国内信托公司。

2007年,北京信托进行战略重组并引进威益投资作为单一外资股东,持股19.99%,成为国内首家引进外资投资者的信托公司。此后的5年时间里,陆陆续续有多家境外机构参股到国内信托公司。

通过“引资”“引智”和“引制”三层面,部分信托公司提高资本实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并优化治理结构,形成有效制衡、高效运转的决策机制,提升公司的管理水平。

其中,中航信托引入外资战略投资者新加坡华侨银行后,股东结构得以优化,双方在公司治理、产品设计、客户开发、人员培训、财富管理等领域进行了全方位合作,中航信托还借助华侨银行在风险管理方面的经验,率先建立“首席风险官”制度,用严格的风险控制体系及措施确保各项业务的有序开展。

“有外资背景的信托公司比其他信托公司更加偏重于市场化,因此在市场营销、人员激励等制度方面更完善。”某国企信托内部人士向记者表示。

但2015年这一趋势有所改变,部分外资开始让渡国内信托公司的股权。比如,新华信托外资股东持股比例从19.50%下降到了5.57%,而杭州工商信托与华澳信托的原外资股东摩根士丹利与麦格理资本则均选择了退出。

2018年3月,具有外资背景的信托公司仅8家,且机构持股比例出现缩水。

究其原因,外资对中国信托业的不适应以及监管机构对股东责任的从严要求,成为外资集中退出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国内部分信托公司与引入的境外战略投资者之间存在内外沟通不畅的问题,文化、体制与市场的差异使境外投资者不能充分理解国内的经济与金融形势,对公司战略规划难免存在分歧,也就无法产生协同作用。这种境外投资者对境内市场和机构的“水土不服”成为信托机构引战的典型障碍。

“受持股比例限制、对国内市场环境不熟悉等因素影响,外资股东绝大多数扮演的是财务投资者的角色,无法起到战略投资者的作用,加之近年来信托行业通道业务盛行,转型发展压力剧增,使得一些外资股东或撤资或稀释股权。”益普标准研究员夏雨对记者表示。

2018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的11项金融开放措施中,直接涉及信托的有1项,即“鼓励在信托、金融租赁、汽车金融、货币经纪、消费金融等银行业金融领域引入外资”。2019年5月,银保监会再推出12条对外开放新措施,其中涉及信托的一条为“取消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信托公司的10亿美元总资产要求”。

有分析认为,这体现了银保监会促进信托业扩大开放的积极态度。

夏雨认为,随着我国金融开放深化以及信托行业转型进程的推进,国内信托业对外资吸引力或将提升,未来境外投资者有望扩大股权比例,或成立外资控股信托机构。

新中国成立70周年,随着中国与全球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信托业抓住了海外业务拓展的契机,不断尝试并探索QDII、QDLP、QDIE和人民币国际投贷基金等一些列海外投资渠道,在丰富海外投资工具、产品和经验的路上不断实践。同时,随着我国金融行业对外开放速度步伐的加快,外资也将有更多机会分享中国信托业发展的红利。

信托业:金融业开放“特使”

来源:中国保险报网  时间:2019-09-26

中国信托业的动力源于改革开放,从引入外资到发展跨境业务,信托公司一步步走向国际,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重要的一员。今天,伴着金融业对外开放步伐的不断加快,信托业又一次站在了开放的潮头。当然“打铁还需自身硬”,信托业要弥补自己在海外资本市场投资经验不足和系统建设相对滞后等方面的短板,才能更好地适应对外开放的需求。

□实习记者 樊融杰

新中国成立70周年,作为金融行业中重要一员,信托业最早担当了整个金融业对外开放的“特使”。早在1982年1月18日,中信信托便以年利率8.7%发行12年期武士债,总额100亿日元。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发行海外债券。

改革开放初期,信托投资公司作为窗口企业,在境外市场发行债券,为中国经济建设筹集了宝贵资金。据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的统计,仅1982年到1986年,信托投资公司就在境外发行550亿日元、1亿美元、1.5亿德国马克、3亿港元。

时间到了2010年,中信信托依托强大的集团支持,开始研究中国香港、东南亚、美国以及欧洲的市场。2012年,中信信托就推出了针对美国市场的产品,与此同时,还启动了依托香港作为参与国际金融市场桥头堡的业务战略。2014年,中信信托正式成立了中信信惠国际资本有限公司。

如今在信托业中,像中信这样建立境外子公司的对外开放案例早已不足为奇。从引入外资、实现外资控股到设立香港子公司或在开曼群岛设分公司,信托公司一步步走向国际,成为国际金融市场上重要的一份子。

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及资本开放的大趋势,信托公司顺应客户海外投资的需求大力拓展“出海”业务,又一次站在了对外开放的大潮之上。

信托业创新方式“出海”

2007年,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国家外汇管理局印发了《信托公司受托境外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随后在各项政策和市场需求的双重因素带动下,信托业加快了对外开放的布局。

加速设立境外子公司,积极申请跨境业务牌照对信托公司来说都已不再罕见。从最初的QD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到后来的QDIE(合格境内投资者境外投资)、QDLP(合格境内有限合伙人),越来越多的信托公司开始拥有发展跨境业务的牌照资质,而暂时未获牌照的信托公司,也已开始寻找通道途径,曲线涉足海外业务。

目前,在港股IPO基石、锚定投资、海外对冲基金、人民币国际投贷基金、海外发债、中概股回归、海外FOF等方面已都有信托公司客户的身影。

其中QDII业务最为活跃,根据中国信托业协会网站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二季度末,信托业QDII类业务规模超过422亿元。纵向比较,2010年至2014年6月,该业务在信托业的规模都维持在百亿以下。然而,在2015年一季度末,QDII业务就达到了187亿元;到了当年三季度末,规模就攀升至279亿元,2015年最后一个季度,规模又继续升至357亿元。信托业QDII业务的第一个100亿元累计用了4年多的时间,第二个100亿元累计用了一年左右的时间,而第三个100亿元累计用时仅半年左右。

从横向比较看,信托QDII信托业务规模与公募基金的QDII规模差距在持续缩小,2010年QDII公募基金存续规模超过700亿元,是QDII信托业务规模的164.6倍,而到2015年末仅为1.85倍。不断攀升的数字彰显了信托国际化业务发展进入了快车道。

截至2019年5月末,已有25家信托公司获得QDII资质,18家机构获得相应额度。

不仅仅局限于QDII业务,信托资金境外投资的形式还拓展到QDLP、QDIE和人民币国际投贷业务等领域。

截至2015年年底,中诚信托子公司深圳前海中诚股权投资基金在深圳前海注册的机构,也获批QDIE试点资格,随后,中诚信托在2015年7月推出了“睿投”系列和“精选”系列两个QDIE产品获批换汇额度1.45亿美元。两个产品分别投资于境外证券市场及非标准化产品,其中“精选”系列投资的非标资产包括私募股权基金、未上市股权等,大大拓宽境外投资标的,给投资者更多选择。

中诚信托的香港子公司中诚国际资本有限公司也已于2014年获批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格(RQFII)。ROFII平台引导境外资金投资于境内证券市场,和前海中诚的QFLP平台形成有效互补。在获批QDIE资格后,中诚信托成为拥有跨境业务全牌照的首家信托公司。

中诚信托的跨境业务从资金单向出境,扩展到资金出入境双向流动;从传统的证券投资,扩展到包括对冲基金、衍生品、不动产、非上市公司股权在内的多元化投资标的。

为进一步满足国内资金的全球配置,解决原先境外投资渠道狭窄的问题,中国人民银行还开展了人民币国际投贷基金设立试点。

2013年,中国人民银行原则支持云南省人民政府在云南设立人民币国际投贷基金。2015年2月,中信信托全资子公司中信聚信(北京)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投资设立的云南聚信海荣股权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获得中国人民银行及云南省金融办批准,可以从事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人民币海外贷款业务。中信信托成为国内第一家可从事人民币国际投贷业务的信托公司。

除了传统的海外业务外,一些信托公司还在试水大宗商品、对冲基金、海外房地产。

以平安信托为例,平安信托旗下曾有一只成立于2012年3月23日的半年期的黄金挂钩产品到期,其半年绝对回报近6.5%,年化收益更达到了近13%。作为一只风险水平偏低且投资于海外金融市场的信托产品,该产品的出色业绩引来了业界不少的关注。2014年,平安信托还借助有限合伙产品“海汇元声”,计划募集3亿元,投资海外对冲基金。2016年3月,平安信托又发行了一单投资海外房地产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当前市场环境下,人民币汇率波动加大,境内资金的跨境配置需求提升,境外投资策略日渐丰富,监管政策逐步放开,QDII资质申请及额度批复进一步扩大等,均有利于信托公司发挥灵活制度优势,布局海外业务板块,海外业务逐渐成为信托公司谋求转型发展的突破口之一。”益普信托研究员夏雨对《中国保险报》记者表示。

外资信托中国掘金路

除了积极鼓励信托公司开展海外业务,我国还积极拓宽外资对我国信托公司的入股比例。

早在2007年,原银监会就放开了境外机构持有国内信托公司股权的限制,同意把境外金融机构作为战略投资者成为国内信托机构的股东。

当年,原银监会发布的《非银行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第十条中明确,“单个境外机构向信托公司投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20%,且其本身及关联方投资入股的信托公司不得超过2家”。

虽然仅开放了部分股权,但依旧吸引了不少境外机构入股国内信托公司。

2007年,北京信托进行战略重组并引进威益投资作为单一外资股东,持股19.99%,成为国内首家引进外资投资者的信托公司。此后的5年时间里,陆陆续续有多家境外机构参股到国内信托公司。

通过“引资”“引智”和“引制”三层面,部分信托公司提高资本实力,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并优化治理结构,形成有效制衡、高效运转的决策机制,提升公司的管理水平。

其中,中航信托引入外资战略投资者新加坡华侨银行后,股东结构得以优化,双方在公司治理、产品设计、客户开发、人员培训、财富管理等领域进行了全方位合作,中航信托还借助华侨银行在风险管理方面的经验,率先建立“首席风险官”制度,用严格的风险控制体系及措施确保各项业务的有序开展。

“有外资背景的信托公司比其他信托公司更加偏重于市场化,因此在市场营销、人员激励等制度方面更完善。”某国企信托内部人士向记者表示。

但2015年这一趋势有所改变,部分外资开始让渡国内信托公司的股权。比如,新华信托外资股东持股比例从19.50%下降到了5.57%,而杭州工商信托与华澳信托的原外资股东摩根士丹利与麦格理资本则均选择了退出。

2018年3月,具有外资背景的信托公司仅8家,且机构持股比例出现缩水。

究其原因,外资对中国信托业的不适应以及监管机构对股东责任的从严要求,成为外资集中退出的重要原因。与此同时,国内部分信托公司与引入的境外战略投资者之间存在内外沟通不畅的问题,文化、体制与市场的差异使境外投资者不能充分理解国内的经济与金融形势,对公司战略规划难免存在分歧,也就无法产生协同作用。这种境外投资者对境内市场和机构的“水土不服”成为信托机构引战的典型障碍。

“受持股比例限制、对国内市场环境不熟悉等因素影响,外资股东绝大多数扮演的是财务投资者的角色,无法起到战略投资者的作用,加之近年来信托行业通道业务盛行,转型发展压力剧增,使得一些外资股东或撤资或稀释股权。”益普标准研究员夏雨对记者表示。

2018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宣布的11项金融开放措施中,直接涉及信托的有1项,即“鼓励在信托、金融租赁、汽车金融、货币经纪、消费金融等银行业金融领域引入外资”。2019年5月,银保监会再推出12条对外开放新措施,其中涉及信托的一条为“取消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信托公司的10亿美元总资产要求”。

有分析认为,这体现了银保监会促进信托业扩大开放的积极态度。

夏雨认为,随着我国金融开放深化以及信托行业转型进程的推进,国内信托业对外资吸引力或将提升,未来境外投资者有望扩大股权比例,或成立外资控股信托机构。

新中国成立70周年,随着中国与全球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信托业抓住了海外业务拓展的契机,不断尝试并探索QDII、QDLP、QDIE和人民币国际投贷基金等一些列海外投资渠道,在丰富海外投资工具、产品和经验的路上不断实践。同时,随着我国金融行业对外开放速度步伐的加快,外资也将有更多机会分享中国信托业发展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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