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环保主义能否改变银行行为？

□实习记者 许予朋

2020年1月7日，瑞士一群激进环保主义者（Climate activists）被瑞士信贷银行（Credit Suisse）起诉走上法庭。起因是这群环保斗士曾在瑞士信贷两家支行里打网球扰乱秩序、以示对瑞士信贷投资化石燃料的不满。去年12月，舆论承压的瑞士信贷已表示将停止为燃煤发电厂开发商提供贷款，但银行方面也表示，无论肇事者动机如何，瑞士信贷都不会容忍这种“可能威胁员工、客户安全的非法示威行为”。

在2009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前委内瑞拉总统雨果·沙威（Hugo Chavez）曾说：“如果气候是一家银行，早就有人对它出手相救了。” 如今，这句话已成为激进环保主义者在与金融机构抗衡时经常引用的标语，它也揭示出金融业在阻止气候变化运动中所处的微妙位置。

2019年，瑞典16岁“环保少女”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正式登上联合国讲台，这个以“罢课运动”来“唤醒成年人对气候运动关注”的少女一炮而红，再次引发社会对激进环保主义的关注。采取激烈的行动、展示愤怒……通常是这一群体呼吁关注的方式。但整个金融业对于气候变化绝非欠缺关注。气候变化的某些后果日久方现，监管指标、财税政策、融资成本等方面已发生能动的变化，引导金融业转型。

首先，多国央行正在银行保险业推动气候压力测试，帮助金融机构决策者获得更多相关支持。比如在澳大利亚，澳政府设计的一套测试系统已实现了全行业覆盖，甚至也被应用于一些养老目标基金之中。

其次，各国的技术团队也在不断研究推出更透明的制度标准以帮助金融业为气候风险定价。英国《金融时报》在一篇报道中介绍，向低碳经济的过渡需要对投向基础设施的资本进行大规模的重新分配。在未来十年中，全球涉及再分配的金额将可能达到1000亿美元。如果没有可靠的数据统计，金融机构很难判断是否或如何做出正确的决策。如今，全球已有900多家金融机构参与到金融稳定理事会（FSB）组织的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当中，更多有效数据将为各机构开展影响力投资提供参考。

投资行为转变的更本质驱动力还是来自于银行内部。美银美林银行的一份调查显示，接近90％的千禧一代投资者非常在意社会影响力投资（Impact Investment），并将其定为首要的投资标准。就在近日，11家机构投资者通过非盈利组织发布一项声明，要求英国巴克莱银行（Barclays）逐步停止投资与《巴黎协议》气候目标不符的能源公司。目前，该行甚至面临着来自本行股东的压力。

非盈利组织的呼吁、个人行为的爆发力确实能起到影响银行投资决策的作用。至今，许多欧美媒体在报道绿色金融相关新闻时，依旧喜欢用格蕾塔·通贝里的照片作为配图。但这一选择可能并非支持，而更多带有一种符号意味：不要让下一代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