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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刘珺:人民币国际化要从主权货币、数字货币同发力

发布时间:2020-08-03 08:37:20    作者:许予朋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编者按

思想来自于实践,目标是指导实践。在金融企业经营实践中,在对于宏观环境大势研判中,金融企业领导者们往往有自己独到的思考。其中不乏闪光,给人启发的思想。为了挖掘这些思想,以供行业借鉴,为金融业高管们搭建思想交流平台,《中国银行保险报》人物版特开设此栏目。

□实习记者  许予朋

“鉴于数字经济的发展,人民币国际化的广度、深度、程度须进一步加强,并且必须融合数字化思维。数字经济是全球经济体共同面对的全新范式,数字经济既为数字货币发行塑造环境,也为国际货币体系提供了发展的新方向。”7月25日,交通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刘珺在2020国际货币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说。

金融科技对人民币国际化有一定的扰动,其中有颠覆的成分,也有建设的成分。近年来,英法瑞欧等主要国家和地区央行及货币当局均在对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开展研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将数字货币作为其2020年首要任务之一,推动各成员国跟上金融科技发展。

在刘珺看来,如果人民币未能纳入全球性的数字货币体系,就有可能削弱其未来的影响力。因此,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现实问题及数字维度展开探讨很有意义。

主权货币“撞上”数字货币

人民币国际化的大背景是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所有经典理论在数字货币层面已然失灵,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在传统的继承之外必然会面临全新的挑战。”刘珺指出。

比特币的出现打开了数字货币的“潘多拉盒子”,莱特币、瑞波币、以太坊纷至沓来,成为数字化时代的颠覆者。刘珺认为,新货币形态的出现映射出货币超发、金融抑制等传统金融的短板,目标显然不仅是“脱媒”,而是建立“去中心化”“去媒介”的新货币。更为重要的是,其底层的区块链技术和分布式记账不仅让这种新货币形态生来具有国际化属性,而且货币信任机制摆脱了国家信用,开创性地建立在“技术可信”层面。因此,当下主权货币国际化面临的不仅有现存法币的挑战,而且还有新货币形态的体系性冲击。

“国家利益在信用本位时代对数字货币同样重要。”刘珺介绍。典型的例证是2019年天秤币(Libra)希望通过盯住一篮子物理货币和主权资产成为稳定加密数字货币。全球主要监管部门和国际组织对天秤币持怀疑态度,依据是如果全球性稳定币(Stable Coin)成为国际主导货币,没有一个国家对这个货币进行负责和监管,整个国际货币体系将成为没有舵的船。对此,2020年4月发布的Libra 2.0版做出了妥协,新增锚定单一法币的稳定币。

数字技术不仅促进了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货币信任机制的嬗变。“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只是主权货币的组合,而且是数字货币与主权货币共生和相互交织的新格局,人民币国际化2.0版必将意味着注入数字元素的体系竞争。”刘珺说,“数字化时代的不确定性是现实,以人民币国际化路径的确定性应对其不确定性是必要的,那么,人民币和与其对应的数字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就是必然。”刘珺总结到。

加强人民币国际化必须融合数字化思维

“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有利于重塑国际贸易清算体系、降低货币发行成本、提升货币流通和交易效率、防止不法行为。随着更多应用场景和创新产品的研发,未来还将为公众带来更加便利的金融服务,是对我国金融体系建设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基础性工程。”刘珺认为,鉴于数字经济的发展,人民币国际化的广度、深度、程度须进一步加强,并且必须融合数字化思维。

刘珺指出,人民币国际化必须多目标迭代推进,在动态调整国际化战略的同时从主权货币和数字货币两个维度发力。从主权货币维度看,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体系有机组成部分已成事实。只要中国参与国际经贸活动的力度未减,坚持对外开放,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减,人民币成为主要贸易货币、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的前景可期。

从数字货币维度看,我国央行已经走在世界前列,2016年就提出构建兼具安全性与灵活性的简明、高效、符合国情的中国法定数字货币发行流通体系。数字货币在跨境贸易结算和金融交易方面更加便捷,有望打破对传统国际货币的路径依赖,有利于我国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刘珺认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上海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排头兵,拥有较好的市场环境和技术基础。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首发城市之一和全球最大的国际贸易口岸城市,可以为数字货币提供丰富的国际化应用场景。目前数字货币已在深圳、雄安、成都、苏州等地试点,未来如能在上海设立运营机构参与试点,将极大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自贸区改革创新等重大战略实施。

“从交通银行自身来看,我们对参与数字货币运营进行了充分的前期准备,与试点同业积极交流,组织骨干人员赴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接受专业培训,在系统设计、试点场景、服务模式、管理模式等多个方面也进行了研究探索。”刘珺介绍。

此外,刘珺提出,多元市场参与者的培育、引进以及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保证。人民币在国内市场的使用与其在国际市场的地位高度关联,没有差异化的市场参与者,没有不同功能定位的资本市场体系,货币的作用就无法充分发挥,在国际市场发挥作用的可能性也就更加渺茫。当前一个有利条件是,负利率环境下人民币资产作为为数不多能够提供正收益的资产,愈发受到全球市场关注。

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4月,人民币是全球第3大贸易融资货币(份额为2.8%)、第6大支付货币(份额为1.66%)、第7大外汇交易货币。目前,中国的开放政策正在创造更多条件,畅通人民币货币供需渠道,稳定人民币资产特别是金融资产的收益率,让更多交易对手和市场主体越来越便捷地使用人民币,越来越愿意持有人民币资产,让境外投资者能够更好地分享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红利。

最后,刘珺指出,同时,监管科技(Regtech)的与时俱进也不可或缺,即便监管无法在现实中领先市场,也不阻碍监管前瞻性和针对性能力的建设,到位且不越位的监管就是适合的监管。


思想

刘珺:人民币国际化要从主权货币、数字货币同发力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时间:2020-08-03

编者按

思想来自于实践,目标是指导实践。在金融企业经营实践中,在对于宏观环境大势研判中,金融企业领导者们往往有自己独到的思考。其中不乏闪光,给人启发的思想。为了挖掘这些思想,以供行业借鉴,为金融业高管们搭建思想交流平台,《中国银行保险报》人物版特开设此栏目。

□实习记者  许予朋

“鉴于数字经济的发展,人民币国际化的广度、深度、程度须进一步加强,并且必须融合数字化思维。数字经济是全球经济体共同面对的全新范式,数字经济既为数字货币发行塑造环境,也为国际货币体系提供了发展的新方向。”7月25日,交通银行党委副书记、行长刘珺在2020国际货币论坛发表主旨演讲时说。

金融科技对人民币国际化有一定的扰动,其中有颠覆的成分,也有建设的成分。近年来,英法瑞欧等主要国家和地区央行及货币当局均在对发行法定数字货币开展研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将数字货币作为其2020年首要任务之一,推动各成员国跟上金融科技发展。

在刘珺看来,如果人民币未能纳入全球性的数字货币体系,就有可能削弱其未来的影响力。因此,对人民币国际化的现实问题及数字维度展开探讨很有意义。

主权货币“撞上”数字货币

人民币国际化的大背景是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所有经典理论在数字货币层面已然失灵,因此,人民币国际化在传统的继承之外必然会面临全新的挑战。”刘珺指出。

比特币的出现打开了数字货币的“潘多拉盒子”,莱特币、瑞波币、以太坊纷至沓来,成为数字化时代的颠覆者。刘珺认为,新货币形态的出现映射出货币超发、金融抑制等传统金融的短板,目标显然不仅是“脱媒”,而是建立“去中心化”“去媒介”的新货币。更为重要的是,其底层的区块链技术和分布式记账不仅让这种新货币形态生来具有国际化属性,而且货币信任机制摆脱了国家信用,开创性地建立在“技术可信”层面。因此,当下主权货币国际化面临的不仅有现存法币的挑战,而且还有新货币形态的体系性冲击。

“国家利益在信用本位时代对数字货币同样重要。”刘珺介绍。典型的例证是2019年天秤币(Libra)希望通过盯住一篮子物理货币和主权资产成为稳定加密数字货币。全球主要监管部门和国际组织对天秤币持怀疑态度,依据是如果全球性稳定币(Stable Coin)成为国际主导货币,没有一个国家对这个货币进行负责和监管,整个国际货币体系将成为没有舵的船。对此,2020年4月发布的Libra 2.0版做出了妥协,新增锚定单一法币的稳定币。

数字技术不仅促进了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也带来了货币信任机制的嬗变。“未来的国际货币体系不只是主权货币的组合,而且是数字货币与主权货币共生和相互交织的新格局,人民币国际化2.0版必将意味着注入数字元素的体系竞争。”刘珺说,“数字化时代的不确定性是现实,以人民币国际化路径的确定性应对其不确定性是必要的,那么,人民币和与其对应的数字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就是必然。”刘珺总结到。

加强人民币国际化必须融合数字化思维

“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有利于重塑国际贸易清算体系、降低货币发行成本、提升货币流通和交易效率、防止不法行为。随着更多应用场景和创新产品的研发,未来还将为公众带来更加便利的金融服务,是对我国金融体系建设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基础性工程。”刘珺认为,鉴于数字经济的发展,人民币国际化的广度、深度、程度须进一步加强,并且必须融合数字化思维。

刘珺指出,人民币国际化必须多目标迭代推进,在动态调整国际化战略的同时从主权货币和数字货币两个维度发力。从主权货币维度看,人民币作为国际货币体系有机组成部分已成事实。只要中国参与国际经贸活动的力度未减,坚持对外开放,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不减,人民币成为主要贸易货币、投资货币和储备货币的前景可期。

从数字货币维度看,我国央行已经走在世界前列,2016年就提出构建兼具安全性与灵活性的简明、高效、符合国情的中国法定数字货币发行流通体系。数字货币在跨境贸易结算和金融交易方面更加便捷,有望打破对传统国际货币的路径依赖,有利于我国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刘珺认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在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过程中,将发挥重要作用。上海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排头兵,拥有较好的市场环境和技术基础。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首发城市之一和全球最大的国际贸易口岸城市,可以为数字货币提供丰富的国际化应用场景。目前数字货币已在深圳、雄安、成都、苏州等地试点,未来如能在上海设立运营机构参与试点,将极大推动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自贸区改革创新等重大战略实施。

“从交通银行自身来看,我们对参与数字货币运营进行了充分的前期准备,与试点同业积极交流,组织骨干人员赴央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接受专业培训,在系统设计、试点场景、服务模式、管理模式等多个方面也进行了研究探索。”刘珺介绍。

此外,刘珺提出,多元市场参与者的培育、引进以及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保证。人民币在国内市场的使用与其在国际市场的地位高度关联,没有差异化的市场参与者,没有不同功能定位的资本市场体系,货币的作用就无法充分发挥,在国际市场发挥作用的可能性也就更加渺茫。当前一个有利条件是,负利率环境下人民币资产作为为数不多能够提供正收益的资产,愈发受到全球市场关注。

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SWIFT)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4月,人民币是全球第3大贸易融资货币(份额为2.8%)、第6大支付货币(份额为1.66%)、第7大外汇交易货币。目前,中国的开放政策正在创造更多条件,畅通人民币货币供需渠道,稳定人民币资产特别是金融资产的收益率,让更多交易对手和市场主体越来越便捷地使用人民币,越来越愿意持有人民币资产,让境外投资者能够更好地分享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红利。

最后,刘珺指出,同时,监管科技(Regtech)的与时俱进也不可或缺,即便监管无法在现实中领先市场,也不阻碍监管前瞻性和针对性能力的建设,到位且不越位的监管就是适合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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