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业开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
发布时间：2020-10-26 17:22:08 作者：李林鸾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中国银行保险报网讯【记者 李林鸾】
今年以来，在新冠肺炎疫情叠加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下，全球产业链遭受深度冲击，投资和贸易陷入恶性循环，各国经济面临严峻的衰退风险。面对涉及人类共同利益的巨大挑战，进一步推动建立开放、合作、融通的全球协同机制至关重要。
10月24日，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联合各组委会成员机构举办的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时指出，人类已经进入互联互通的新时代，各国利益紧密相连、命运休戚与共，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团结抗疫、共克时艰、合作共赢，是全世界唯一正确选择。
新发展格局重在进一步扩大开放
当下，我国正在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王岐山看来，新发展格局重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常务理事会主席陈元也表示，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不意味着中国要关起门来搞经济，而是为了使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更好联通，是要以高水平开放助推国际经济大循环。借助“双循环”，中国将为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进一步加强经济发展的内外联动性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显然，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应有之义。而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则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会上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金融业开放不仅引入了机构、业务、产品，增加了金融要素供给，还促进了制度规则的完善，促进了金融制度供给。这有利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能力，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金融业开放是互惠互利的
回顾过去两年，我国金融业开放迈出里程碑式的步伐，集中宣布了50余条开放措施，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
一是彻底取消银行、证券、基金、期货、人身险领域外资股比限制。外资金融机构积极扩大在华布局。2018年以来，新增外资控股证券公司8家、外资控股基金管理公司2家、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20家，标普、惠誉等国际评级机构已进入中国市场。
二是不断扩大外资金融机构业务范围。比如，不再对外资证券公司业务范围单独设限，实现内外资一致。允许外资银行经市场化评价后获得债务投资工具主承销商资质，允许外资银行分行及子行获得基金托管资质等。
三是持续提高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程度。今年前9个月，外资累计增持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7191亿元。近期，富时罗素宣布拟将中国国债纳入其世界国债指数。
而除了中方持续推动开放，外资机构也需做出努力。对此，渣打集团首席执行官Bill Winters表示：“我们需要进一步地适应中国的情况，尽量实现本土化。我们的管理团队、董事会也会不断跟中国官员、领导者、客户见面，利用所有机会向他们强调中国对我们的重要性。”
“应当看到，金融业开放是互惠互利的。金融是竞争性服务业，开放竞争有助于中国自身金融业发展和效率提升。而外资进入中国市场，也能更好地分享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红利，实现互利共赢。”易纲强调。
作为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前沿，谈及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时，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常务理事、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屠光绍也表示，进一步扩大开放一定会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提供更多、更强地活力。
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也得到了外资机构的肯定。高盛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John Waldron在会上说：“毫无疑问，中国政策制定者在过去几年所表达出了对外资企业和中资企业给予同样国民待遇的诚心。我们外资企业愿意和监管者互动，愿意在提高整个市场公平性方面，提供我们最佳实践的看法。”他同时表示，只有通过加强合作，才会发现其实合作比竞争要更广阔。
在开放与监管之间寻求平衡
为持续推动金融业开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金融展业环境，易纲表示，下一步将从三方面发力。
首先，是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开放理念和模式的转变。“尽管我国金融业开放步伐很快，但我们在同外资金融机构、境外央行的沟通中也注意到，外资在机构准入和展业限制解除后，仍需申请诸多许可，面临不少操作性问题，对金融业开放的诉求依然较多，这表明金融业向负面清单管理的转变还有不少工作要做。”易纲说。
易纲指出，负面清单与金融业持牌经营并不矛盾，负面清单模式下，金融机构的准入和展业也必须满足资质要求、持牌经营。负面清单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也并不矛盾，负面清单模式下，监管部门可将更多的资源从准入管理转向事中事后监管，实现监管效能的提升。
其次，统筹推进金融服务业开放、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易纲表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要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更好地发挥汇率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中的“自动稳定器”作用。人民币国际化要坚持市场主导，监管当局主要是减少对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限制，顺其自然。新形势下的人民币国际化可在坚持市场主导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对本币使用的支持体系，为市场作用的发挥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
此外，易纲强调，在加快开放的同时还要防范风险。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提高金融监管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建好各类“防火墙”，提高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使监管能力与开放水平相适应。
这也正如王岐山所说，要坚持金融创新与加强监管并重，在鼓励金融创新、激发市场活力、扩大金融开放与金融监管能力之间寻求平衡，寓管理于服务之中。
中国银行保险报网讯【记者 李林鸾】
今年以来，在新冠肺炎疫情叠加贸易保护主义的影响下，全球产业链遭受深度冲击，投资和贸易陷入恶性循环，各国经济面临严峻的衰退风险。面对涉及人类共同利益的巨大挑战，进一步推动建立开放、合作、融通的全球协同机制至关重要。
10月24日，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联合各组委会成员机构举办的第二届外滩金融峰会上发表视频致辞时指出，人类已经进入互联互通的新时代，各国利益紧密相连、命运休戚与共，经济全球化仍是历史潮流，团结抗疫、共克时艰、合作共赢，是全世界唯一正确选择。
新发展格局重在进一步扩大开放
当下，我国正在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在王岐山看来，新发展格局重在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形成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常务理事会主席陈元也表示，加快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并不意味着中国要关起门来搞经济，而是为了使国际国内两个市场更好联通，是要以高水平开放助推国际经济大循环。借助“双循环”，中国将为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的质量、进一步加强经济发展的内外联动性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显然，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应有之义。而进一步扩大金融业开放，则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在会上发表主题演讲时表示：“金融业开放不仅引入了机构、业务、产品，增加了金融要素供给，还促进了制度规则的完善，促进了金融制度供给。这有利于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能力，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金融业开放是互惠互利的
回顾过去两年，我国金融业开放迈出里程碑式的步伐，集中宣布了50余条开放措施，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
一是彻底取消银行、证券、基金、期货、人身险领域外资股比限制。外资金融机构积极扩大在华布局。2018年以来，新增外资控股证券公司8家、外资控股基金管理公司2家、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20家，标普、惠誉等国际评级机构已进入中国市场。
二是不断扩大外资金融机构业务范围。比如，不再对外资证券公司业务范围单独设限，实现内外资一致。允许外资银行经市场化评价后获得债务投资工具主承销商资质，允许外资银行分行及子行获得基金托管资质等。
三是持续提高资本市场双向开放程度。今年前9个月，外资累计增持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7191亿元。近期，富时罗素宣布拟将中国国债纳入其世界国债指数。
而除了中方持续推动开放，外资机构也需做出努力。对此，渣打集团首席执行官Bill Winters表示：“我们需要进一步地适应中国的情况，尽量实现本土化。我们的管理团队、董事会也会不断跟中国官员、领导者、客户见面，利用所有机会向他们强调中国对我们的重要性。”
“应当看到，金融业开放是互惠互利的。金融是竞争性服务业，开放竞争有助于中国自身金融业发展和效率提升。而外资进入中国市场，也能更好地分享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红利，实现互利共赢。”易纲强调。
作为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前沿，谈及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时，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常务理事、上海新金融研究院理事长屠光绍也表示，进一步扩大开放一定会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提供更多、更强地活力。
中国金融业的对外开放也得到了外资机构的肯定。高盛集团总裁兼首席运营官John Waldron在会上说：“毫无疑问，中国政策制定者在过去几年所表达出了对外资企业和中资企业给予同样国民待遇的诚心。我们外资企业愿意和监管者互动，愿意在提高整个市场公平性方面，提供我们最佳实践的看法。”他同时表示，只有通过加强合作，才会发现其实合作比竞争要更广阔。
在开放与监管之间寻求平衡
为持续推动金融业开放，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金融展业环境，易纲表示，下一步将从三方面发力。
首先，是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推动开放理念和模式的转变。“尽管我国金融业开放步伐很快，但我们在同外资金融机构、境外央行的沟通中也注意到，外资在机构准入和展业限制解除后，仍需申请诸多许可，面临不少操作性问题，对金融业开放的诉求依然较多，这表明金融业向负面清单管理的转变还有不少工作要做。”易纲说。
易纲指出，负面清单与金融业持牌经营并不矛盾，负面清单模式下，金融机构的准入和展业也必须满足资质要求、持牌经营。负面清单与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也并不矛盾，负面清单模式下，监管部门可将更多的资源从准入管理转向事中事后监管，实现监管效能的提升。
其次，统筹推进金融服务业开放、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易纲表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要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更好地发挥汇率在宏观经济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中的“自动稳定器”作用。人民币国际化要坚持市场主导，监管当局主要是减少对人民币跨境使用的限制，顺其自然。新形势下的人民币国际化可在坚持市场主导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对本币使用的支持体系，为市场作用的发挥创造更好的环境和条件。
此外，易纲强调，在加快开放的同时还要防范风险。加强宏观审慎管理，提高金融监管的专业性和有效性，建好各类“防火墙”，提高防范和化解重大风险的能力，使监管能力与开放水平相适应。
这也正如王岐山所说，要坚持金融创新与加强监管并重，在鼓励金融创新、激发市场活力、扩大金融开放与金融监管能力之间寻求平衡，寓管理于服务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