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险业务模式悄然变化

□记者 谭乐之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不仅促进了2020年健康险保费增长，也将加速保险公司健康险业务模式的转变，逐渐从“被动理赔”的医疗服务支付方，转变为“全流程健康管理”的健康合作伙伴。转变有助于提升保险公司的业务实力，一方面，健康和行为数据的渠道可以支持承保和产品开发；另一方面，在医疗通胀和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可以为保险公司创造新的收入来源，增强传统健康险的承保利润率。

疫情、医疗支出促模式转变

健康险模式转变一方面源于疫情。疫情的暴发提高了公众对于健康管理和疾病预防的认识，并且倾向于通过网络渠道获取和接收医疗资源和服务。这些趋势都将会加速保险公司经营模式的转变。

国家卫健委的数据显示，卫健委属管医院2020年3月疫情高峰期的互联网诊疗数量较去年同期增长17倍。由于互联网医疗平台使用量激增，在线开方数量也增长了近10倍。

穆迪预计，后疫情时代，线上化问诊趋势将得以延续，但速度会放缓，这将为保险公司带来新机遇，有助于其扩大客户影响力，增强在医疗服务供应链中的作用，并部分缓解公共医疗系统长期存在的资源压力。

转变的另一原因，则是近年来医疗卫生支出的不断增加。经合组织2020年医疗卫生数据显示，中国2017年公共卫生支出约占其GDP的5%，虽然与发达经济体超过10%的水平相比比例较低，但这部分资金主要由政府承担，2018年政府支出部分占到医疗卫生总支出的56%。过去十年中，中国医疗卫生支出增速较名义GDP增速超出5-10个百分点。随着支出增速超过收入增速，政府医疗保险基金盈余将缩小。

穆迪认为，随着医疗领域民间资本的更多参与，商业保险将为中国未来医疗卫生支出的增长提供更大比例的资金，并有望在支持中国医疗卫生支出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注重价值链多方互动

相对于单纯做付款人的传统模式，保险公司的新业务模式更注重全面整合医疗供应链。通过提高保险公司与被保险人、医疗服务提供方等多方沟通互动，使保险公司能够更好地控制承保风险。

在国内，保险公司主动参与到健康管理的模式主要分为两类，一是直接投资模式，即保险公司直接投资和运营医疗设施；二是合作模式，即建立平台连接医疗价值链中的不同合作伙伴。

许多国内保险公司已启动直接投资模式，建立了自己的健康投资管理公司，或投资于医院、医疗中心。例如，在投资自己的医疗保健或老年护理设施方面，泰康人寿是先行者。另外，新华保险和阳光人寿也投资或直接运营自己的医疗中心、诊所和医院。

一些外资保险公司没有直接投资医疗设施，而是采取合作模式，提供涵盖广泛的健康管理服务的平台。比如，友邦保险与微医于2018年达成战略合作，根据合作协议，友邦保险的客户可以优先享用微医的医疗健康服务。友邦保险也在中国内地建立了自己的医疗网络。年报显示，该网络涵盖逾650家内资与外资医疗机构，为其福利计划下超过50万名注册会员提供直付服务。

新模式面临三大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模式转变既有益处也有风险。

首先，模式转变有益于提升保险公司业务实力，使保险公司可以提供差异化产品和增值服务，以改善保单继续率、利润率。其次，新模式还将保险公司整合进医疗服务供应链中，有利于保险公司获取健康和行为趋势新数据。此外，保险公司可以通过运营医疗设施和在线平台获得新的收入来源。

不过，由于策略侧重点和执行方面差异较大，转变也可能存在一些风险。穆迪认为，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健康险业务对医疗通胀和发病率较为敏感。医疗资源市场动态变化、医疗技术创新以及公众发病率变化，都可能对保险公司的承保环境构成挑战。采用新模式可以缓解但不会消除此类风险。

其次，健康险产品相关政策，通常满足多个社会目标，而不只是为了承保盈利。例如在韩国，健康险利润率正在收窄，因为保费的上涨受制于监管上限，同时医疗服务提供方也存在过度开药的现象。

第三，新模式可能会导致高额投资，尤其是直接投资模式，保险公司在投资实体设施上付出巨大。医院、养老院等医疗设施的直接投资成本高昂，运营收益低，房地产开发和雇用专业医务人员成本高。此类资产还面临着投资回收期长、房地产市场波动周期和监管风险。在资金和成本投入上，合作模式的负担一般较轻，但潜在的管理不善可能会导致声誉甚至合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