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普惠金融合作（下）
发布时间：2021-07-22 09:10:47 作者： 来源：中国银行保险报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上差距较大。对于许多国家而言，普惠金融相较于传统金融业务，仍然属于一个尚在摸索阶段的领域。在“一带一路”的金融合作中，普惠金融合作的探索起步较晚，合作项目相对于其他大规模金融合作领域而言不够成熟，故而面临的问题也较多。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这些容易被传统金融业务排除在外的特殊群体对于普惠金融需求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更高的要求。
普惠金融合作需要多元化突破
目前在“一带一路”的金融合作中，普惠金融的合作项目落地数量较少，落地时间对比其他金融合作业务也较为短暂，覆盖面相对较窄。主要类型可以大致分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技术的合作与交流，其中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落地项目较多。中国向其他“一带一路”国家提供金融基础施设建设和金融技术援助较多，中国引进他国先进普惠金融模式合作项目较少。
总的来说，对于减贫任务依然严峻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目前已经落地的合作项目数量远远不够，普惠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和有效供给也很不足。
沿线国家普惠金融经验沟通交流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国家治理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监管体系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普惠金融的发展既面临相似的风险与挑战，又面临不同的制约因素。各国基于本国国情进行的普惠金融探索，对于整个区域的普惠金融发展来说都是宝贵财富。充分学习他国先进的普惠金融实践经验，有助于解决本国在普惠金融推进中遇到的痛点和难点，提出具有本国特色的普惠金融方案。但比较遗憾的是，目前各国在这方面的沟通交流不够充分。
普惠金融专项人才缺乏。目前各国专项从事普惠金融的机构较少，多数还是传统金融机构承担普惠金融责任，其项目人员多是从传统职能部门抽调，具备金融社会工作经验的人较少。而普惠金融从业人员不只需要具备丰富的金融素养，更需要拥有社会工作相关知识和技能。
虽然目前部分金融机构已经有意识地将普惠金融纳入自己的KPI考核，也开始进行普惠金融相关知识的培训，但相较于未来对于普惠金融服务的大量需求，目前各大金融机构的普惠金融专项人才储备数量远远不够。
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空白，信息安全风险预防能力差。“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发展水平等方面差异较大，对于隐私保护的包容程度以及应对数字金融潜在风险的能力也不尽相同。
目前在这些方面，相关国家并没有达成共识，在纠纷解决机制上面存在空白。这种现象如果不予以重视，未来一旦普惠金融合作中出现纠纷，合作项目可能直接中止。而对于那些信息安全防范能力较弱的国家，数字金融出现风险可能会对本国的金融系统造成不可估计的后果。
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合作项目缺乏可持续性研究。作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一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同样面临着前期投资大、后续盈利模式不明确的问题。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合作项目目前可以看到的盈利来源只有项目落地国政府所支付的费用，但是落地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一般来说相对较为落后，可能会出现既无付费能力也无付费意愿的状态。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合作项目缺乏可持续性研究，这极有可能让“一带一路”倡议再次陷入“债务陷阱外交”的诟病，和开展普惠金融合作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加强“一带一路”普惠金融合作的建议
首先，需要进一步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普惠金融方面的交流与沟通。
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普惠金融方面的交流与沟通，能够为“一带一路”普惠金融合作提供新思路，有助于打破认知壁垒，为其他方面的金融合作创造更加良好的环境。相关国家应该充分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在普惠金融领域成功的发展经验，深入了解不同国情下普惠金融实践的差异，取长补短，求同存异，进而实现更深和更广的普惠金融合作。
同时，沿线国家也应该加强政府间的沟通，建立顺畅的沟通渠道，学习他国先进的普惠金融顶层设计经验，制定出符合本国国情的普惠金融支持政策。除此之外，各国金融监管部门亦应该加强沟通与协作，建立共识，出台利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监管规则和标准，尽快填补普惠金融合作纠纷解决机制方面的空白。
其次，需要加大金融创新力度，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精确度。
随着普惠金融合作的范围扩大，消费者对于普惠金融产品的需求会逐渐精细化，金融机构推出定制化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是大势所趋。金融机构必须明确，普惠金融并不是简单的“帮扶”和“救助”，普惠金融产品最终必须要实现消费者通过产品和服务切实受益、金融机构获得可持续推进项目的商业利润双重目标。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普惠金融机构，和承担普惠金融职责的金融机构，应在充分学习和借鉴世界范围内普惠金融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提高自身金融创新能力，结合本国国情以及特殊群体的具体金融需求，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精确度，避免设计出来的产品“普而不惠”或者“惠而不普”。
第三，加大普惠金融专项人才培育力度。
与传统金融行业从业人员不同，普惠金融从业人员不只需要具备丰富的金融素养，更需要拥有社会工作相关知识和技能。目前各国专项从事普惠金融的机构较少，多数还是传统金融机构承担普惠金融责任，普惠金融专项人才的缺口较大。金融机构在招聘和培训时，应将此需求考虑进来，开展普惠金融专项人才培育。
同时建议金融机构反思和再造绩效评价模型，除了价值指标、规模指标、风险指标之外，还应该逐步加入以时间维度评价的客户成长指标，资金之外的各类扶持指标，以及引入第三方评价体系的指标等，通过评价体系提高整个体系对于普惠金融的重视程度。
第四，加强消费者教育力度，强化消费者风险控制理念，防范金融科技滥用。
随着大数据金融、互联网金融以及区块链技术的普及，金融科技的应用和发展可以让更多普通人，尤其是贫困人口以更低成本、更为便捷地获得金融服务，分享更多实实在在的改革成果。但是，消费者也暴露在比传统金融服务更大更难识别的风险中，如本金损失、数据泄露、虚假宣传、欺诈、洗钱等。普惠金融的服务群体普遍存在金融知识水平低、风险识别能力差的问题，在风险事件发生时较普通金融产品消费者更容易陷入特殊和不利的境遇。因此，金融机构在推广普惠金融服务时，应做好适当性评估，确保客户拥有足够的风险承受能力，避免出现因消费者风险识别能力不足而导致其贫困状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严峻的情况。
从长远看，金融机构还应该针对特殊群体设计配套的消费者教育，该教育应伴随普惠金融产品的整个周期。同时，也要对其进行常识性金融知识宣传，提高消费者的金融知识水平和风险识别能力。加强消费者教育力度，强化消费者风险控制理念，不只能为消费者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损失，更能促使金融机构该项业务健康有序发展。同时，各国政府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从源头上防范金融科技滥用，为市场创造一个健康的普惠金融推广环境。监管部门和行业自律组织应该出台相应的监管政策和行业自律法规，约束金融机构行为，加强金融机构责任能力建设。
第五，深化普惠金融认知，重视金融赋能，将金融服务与人文关怀有机结合。
当前，全球经济尚未摆脱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小微企业和贫困人口的处境较之疫情前更加艰难，对于普惠金融的需求更加强烈，这就要求政府和相关机构提供更深层次的普惠金融服务。面对疫情带来的变化，金融机构应该将赋能普惠金融作为经营着力点之一，在发展中抱持“止于至善”的理念，让普罗大众感受到金融的善意和温暖，从而让社会以更强的韧性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上差距较大。对于许多国家而言，普惠金融相较于传统金融业务，仍然属于一个尚在摸索阶段的领域。在“一带一路”的金融合作中，普惠金融合作的探索起步较晚，合作项目相对于其他大规模金融合作领域而言不够成熟，故而面临的问题也较多。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后，这些容易被传统金融业务排除在外的特殊群体对于普惠金融需求的深度和广度，都有了更高的要求。
普惠金融合作需要多元化突破
目前在“一带一路”的金融合作中，普惠金融的合作项目落地数量较少，落地时间对比其他金融合作业务也较为短暂，覆盖面相对较窄。主要类型可以大致分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和金融技术的合作与交流，其中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的落地项目较多。中国向其他“一带一路”国家提供金融基础施设建设和金融技术援助较多，中国引进他国先进普惠金融模式合作项目较少。
总的来说，对于减贫任务依然严峻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而言，目前已经落地的合作项目数量远远不够，普惠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和有效供给也很不足。
沿线国家普惠金融经验沟通交流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国家治理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监管体系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普惠金融的发展既面临相似的风险与挑战，又面临不同的制约因素。各国基于本国国情进行的普惠金融探索，对于整个区域的普惠金融发展来说都是宝贵财富。充分学习他国先进的普惠金融实践经验，有助于解决本国在普惠金融推进中遇到的痛点和难点，提出具有本国特色的普惠金融方案。但比较遗憾的是，目前各国在这方面的沟通交流不够充分。
普惠金融专项人才缺乏。目前各国专项从事普惠金融的机构较少，多数还是传统金融机构承担普惠金融责任，其项目人员多是从传统职能部门抽调，具备金融社会工作经验的人较少。而普惠金融从业人员不只需要具备丰富的金融素养，更需要拥有社会工作相关知识和技能。
虽然目前部分金融机构已经有意识地将普惠金融纳入自己的KPI考核，也开始进行普惠金融相关知识的培训，但相较于未来对于普惠金融服务的大量需求，目前各大金融机构的普惠金融专项人才储备数量远远不够。
纠纷解决机制存在空白，信息安全风险预防能力差。“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在政治体制、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发展水平等方面差异较大，对于隐私保护的包容程度以及应对数字金融潜在风险的能力也不尽相同。
目前在这些方面，相关国家并没有达成共识，在纠纷解决机制上面存在空白。这种现象如果不予以重视，未来一旦普惠金融合作中出现纠纷，合作项目可能直接中止。而对于那些信息安全防范能力较弱的国家，数字金融出现风险可能会对本国的金融系统造成不可估计的后果。
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合作项目缺乏可持续性研究。作为基础设施建设合作的一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合作同样面临着前期投资大、后续盈利模式不明确的问题。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合作项目目前可以看到的盈利来源只有项目落地国政府所支付的费用，但是落地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一般来说相对较为落后，可能会出现既无付费能力也无付费意愿的状态。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合作项目缺乏可持续性研究，这极有可能让“一带一路”倡议再次陷入“债务陷阱外交”的诟病，和开展普惠金融合作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
加强“一带一路”普惠金融合作的建议
首先，需要进一步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普惠金融方面的交流与沟通。
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普惠金融方面的交流与沟通，能够为“一带一路”普惠金融合作提供新思路，有助于打破认知壁垒，为其他方面的金融合作创造更加良好的环境。相关国家应该充分学习和借鉴其他国家在普惠金融领域成功的发展经验，深入了解不同国情下普惠金融实践的差异，取长补短，求同存异，进而实现更深和更广的普惠金融合作。
同时，沿线国家也应该加强政府间的沟通，建立顺畅的沟通渠道，学习他国先进的普惠金融顶层设计经验，制定出符合本国国情的普惠金融支持政策。除此之外，各国金融监管部门亦应该加强沟通与协作，建立共识，出台利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普惠金融可持续发展的监管规则和标准，尽快填补普惠金融合作纠纷解决机制方面的空白。
其次，需要加大金融创新力度，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精确度。
随着普惠金融合作的范围扩大，消费者对于普惠金融产品的需求会逐渐精细化，金融机构推出定制化普惠金融产品和服务是大势所趋。金融机构必须明确，普惠金融并不是简单的“帮扶”和“救助”，普惠金融产品最终必须要实现消费者通过产品和服务切实受益、金融机构获得可持续推进项目的商业利润双重目标。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普惠金融机构，和承担普惠金融职责的金融机构，应在充分学习和借鉴世界范围内普惠金融先进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提高自身金融创新能力，结合本国国情以及特殊群体的具体金融需求，提高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精确度，避免设计出来的产品“普而不惠”或者“惠而不普”。
第三，加大普惠金融专项人才培育力度。
与传统金融行业从业人员不同，普惠金融从业人员不只需要具备丰富的金融素养，更需要拥有社会工作相关知识和技能。目前各国专项从事普惠金融的机构较少，多数还是传统金融机构承担普惠金融责任，普惠金融专项人才的缺口较大。金融机构在招聘和培训时，应将此需求考虑进来，开展普惠金融专项人才培育。
同时建议金融机构反思和再造绩效评价模型，除了价值指标、规模指标、风险指标之外，还应该逐步加入以时间维度评价的客户成长指标，资金之外的各类扶持指标，以及引入第三方评价体系的指标等，通过评价体系提高整个体系对于普惠金融的重视程度。
第四，加强消费者教育力度，强化消费者风险控制理念，防范金融科技滥用。
随着大数据金融、互联网金融以及区块链技术的普及，金融科技的应用和发展可以让更多普通人，尤其是贫困人口以更低成本、更为便捷地获得金融服务，分享更多实实在在的改革成果。但是，消费者也暴露在比传统金融服务更大更难识别的风险中，如本金损失、数据泄露、虚假宣传、欺诈、洗钱等。普惠金融的服务群体普遍存在金融知识水平低、风险识别能力差的问题，在风险事件发生时较普通金融产品消费者更容易陷入特殊和不利的境遇。因此，金融机构在推广普惠金融服务时，应做好适当性评估，确保客户拥有足够的风险承受能力，避免出现因消费者风险识别能力不足而导致其贫困状况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更加严峻的情况。
从长远看，金融机构还应该针对特殊群体设计配套的消费者教育，该教育应伴随普惠金融产品的整个周期。同时，也要对其进行常识性金融知识宣传，提高消费者的金融知识水平和风险识别能力。加强消费者教育力度，强化消费者风险控制理念，不只能为消费者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损失，更能促使金融机构该项业务健康有序发展。同时，各国政府应该采取有效的措施，从源头上防范金融科技滥用，为市场创造一个健康的普惠金融推广环境。监管部门和行业自律组织应该出台相应的监管政策和行业自律法规，约束金融机构行为，加强金融机构责任能力建设。
第五，深化普惠金融认知，重视金融赋能，将金融服务与人文关怀有机结合。
当前，全球经济尚未摆脱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小微企业和贫困人口的处境较之疫情前更加艰难，对于普惠金融的需求更加强烈，这就要求政府和相关机构提供更深层次的普惠金融服务。面对疫情带来的变化，金融机构应该将赋能普惠金融作为经营着力点之一，在发展中抱持“止于至善”的理念，让普罗大众感受到金融的善意和温暖，从而让社会以更强的韧性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